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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他听有人议论，说现在当大官的，别看个个在电视上神采奕奕，一旦抓了，都是大问题。城北大桥从事故发生起一直停工，由王永坦牵头处理这事。因为技术是省桥梁公司承包的，这中间就有扯不清的皮。

关隐达说：“作为软科学课题，需拨一笔经费。据我多方咨询，这样大一个课题，至少要十万。”

这下就开了锅。在座的副县长们谁也想不通。不就是请他们到县里来调查一下，写篇文章吗？就值那么多钱？

关隐达就反复解释，说这不是简简单单一篇文章的事。他还列举了国外一些著名点子公司的故事。他知道自己说这些，只能让这些人背后笑他迂腐，但他还是说了。最后，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定还是定了下来，但大家多少有些口服心不服。

又是两个多月过去了，关隐达副书记的文件仍没下。他越发感到了危机。这种局面不改变，他这个县长只能是个名誉县长，实权会落到王永坦的手里。因为他是常委。常委们掌握着干部们的命运。干部们不认别的，只认那些有权决定他们命运的人。即使是那些当初投了他票的人，也会慢慢分化过去的。

有些人在投靠新的主子时能够对你表示遗憾，就算很客气了。

多数人只会在背后说你无能，看着一盘赢棋，倒让你下输了。

他们只好为赢家喝彩了。一切向权力靠拢，这就是官场上的权力法则。

关隐达同肖荃的先生老余通了几次电话，就像老朋友一样了。两人磋商了几次，说定八万块钱的课题费。学问人办事就是不同，余先生马上用特快专递寄了一份合同来。关隐达同王永坦通了一下气，就代表县政府签了字。

按照合同，余先生一方收到款后，合同立即生效，他们就派人过来搞前期调研。关隐达就交待财政局长马上把钱打过去。财政局长答应得好好的，就是拖着不办。关隐达从中看出了一些名堂，就找来财政局长问是怎么回事。财政局长推说，是下面办事的人员不及时。关隐达就借题发挥，说：“现在出现了一股歪风，科长不听局长的，局长不听县长的。我要抓几个典型，找几个人开刀，看是不是翻天了！”财政局长识到了风向，这才回去把钱打了过去。

过了不久，肖荃的先生老余同三位专家一行四人到了黎南县。

余先生同关隐达一见面，就握着他的手说：“差不多，差不多，跟肖荃描述的样子差不多。”

他俩是初次见面。关隐达发现余先生很文气的样子，的确像个高级知识分子。个头也比关隐达高出一头。他就玩笑道，肖荃找对象眼光高，果然是抬着头找的了。

笑话一回，余先生说：“我们在这里活动十天。头两天蹲下来看资料，再作一个星期的调查，最后一天同县里领导交换个初步意见。具体研究工作，我们要回北京才有时间搞。研究过程中还会来一两次。我们在黎南期间，你们领导同志就不要陪了，只为我们安排一位工作人员，负责有关联络工作，找找资料，就得了。”

一听就知余先生他们是干实事的人，不在乎花里胡哨的客套，关隐达就很敬佩，心想官场上的人们只要有这种作风的一半也好了。他便只在头一天陪他们吃了一顿饭，就不再去打搅他们。

余先生也是在要离开的前一天上关隐达家里看了看。他说：“你老同学交待我一定要到你家来看看，还要我记住你家陈设，回去向她描述，你说害人不害人？我的形象思维不行，真不知回去怎么同她说哩。”

关隐达就调侃道：“好在我家简简单单，也省得你回去费心思了。肖荃还是那样孩子气？”

余先生便作古正经说：“肖荃总讲，你是一位难得的好干部。这几天你们配给我们的那位工作人员也常讲到你，你的口碑很好。今天到你家里一看，果然是那么一回事。隐达，我们这些人是最烦官场腐败的。可有人说我们是自己没本事腐败，心里不平衡，你说气不气人？”

陶陶提议，让余先生同他们家三口一块儿拍个照，余先生说：“这办法好，省得我回去向她描述了。”于是大家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拍了个照。

过了一段，向书记同关隐达讲：“你的事我又向宋书记汇报了一次，估计最近会有结果的。其实宋书记对你还是很信任的。不过将心比心，这事也让地委难堪，要迟就迟点儿吧，你也不要太急，想开点。再说越是上级机关，办事越是规矩多，讲程序，什么都按程序运作。估计下一次会研究吧。”

关隐达知道，下一次就是下个季度。地委一个季度研究一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