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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家里人都生气，不太理他。

前几年老婆死了，儿孙们就再也没来看望过他。家人几十年都闷着股气，既进不了城，又不想正经当农民，所以总是受穷。

就越发怨他，没把他当亲人。他却是越老越古怪，家人都把他当神经病。人们想不起陈永栋什么时候开始留辫子的。隐约记得有年，很长时间不见他了，几乎把他忘记了。他突然在机关里露了面，就留着长辫子了。

老人住的是六十年代的地委领导房子，三室一厅，七十多平米。这栋楼现在住的都是科级干部。地委领导早搬进了四室两厅的新房子，老人就是不肯搬。他住的是一楼，窗帘长年垂着，门也总是闭着。就是夜里，也不见里面有灯光。没听谁说进过那屋子。

老人总是独自在院子里走过，或扛着剑，或提着菜篮子。

从没见他买过鸡鸭鱼肉，菜篮子里永远只见蔬菜。每月十二号上午，他会准时赶到机关财务室领工资。财务室的人再怎么忙，见老人去了，便会放下手头的事，赶紧把老人的工资发了。老人接过钱，细细数过一遍，然后抽出几张最新的票子揣在手里，再把其余的钱拿手绢小心包好，塞进贴身口袋里。不管财务室有多热闹，老人都是旁若无人地数钱包钱，才半闭着眼睛出门去。老人一出门，财务室里的人就吐舌头，封着嘴巴笑。

老人手里揣着几块钱，径直去地委办，找支部书记交了党费。支部书记总会说：　“陈老，您每个月都是第一个交党费！

您的党性真强！“只有这时候，陈永栋的脸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却不说什么，又半闭着眼睛，转身走了。

地委领导见着陈永栋进办公楼了，都会装着不知道，守在办公室里绝不出门。他们甚至不会高声说话，只埋头看文件。

他们会不经意瞟瞟窗外，又望着陈永栋拖着长辫子走出办公楼，消失在下坡的阶梯上。他们谁也不愿正面碰着陈永栋。

陶凡早就知道陈永栋这个人了。说来也怪，都几年了，陶凡从来没有碰见过他。陶凡的脑子里，陈永栋只像一个传说，神秘得不可思议。老干部局的局长刘家厚汇报工作时，陶凡专门问起了陈永栋。刘家厚说：“陈永栋同志轻易不说话，说起话来天摇地动。”陶凡不明白，问：“何以天摇地动？”刘家厚说：“陈老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信，大家都信他的。好几位地委书记，就因为惹得陈永栋恼火了，在西州就呆不下去了。”

陶凡猜得着是怎么回事，却只得说些场面上的话：“老干部是党的财富，我们要重视和关心他们。他们有意见，肯定是我们自己工作有问题。关键是要多联系，多沟通，争取老同志的支持和谅解。”

陶凡倒是没有把陈永栋想象得多么可怕。自己同他没有夙怨，他平白无故不会发难的。就怕有人找茬儿，去调唆他。老干部们肚子里通常都埋着股无名火，谁去一拨弄，就会燃起来。陶凡当上地委书记后，免不了也要过老干部关。他要了份老干部名单，逐个儿琢磨。看看他们的资历，真叫人肃然起敬。很多老同志都是枪林弹雨中过来的。陶凡忽然有些感慨，心想这些老人都是枪口下捡回的性命，要让他们好好活着。他们想发脾气，就让他们发发脾气吧。

陶凡不想按照惯例，只是在老干部工作会议上讲讲话，表示自己如何关心老同志。他排了个时间表，想挨个儿同老同志沟通。他想第一个就拜访陈永栋老人。都说陈永栋是个倔老头，想找他聊天十有八九会碰钉子。没有办法，也得硬着头皮去碰碰。

可是陶凡还没来得及去拜访，就碰着陈老了。地委办公楼建在山坡上，楼外有个小坪，小车可以直接开到坪里。正对着办公楼大门的是宽大的石级路。那天下午，陶凡带着关隐达，往办公楼去。刚爬上几级阶梯，就见陈永栋出了办公楼，低头往下走。陶凡忙站住了，招呼道：“陈老书记，您好！”

陈永栋本来就站在上方，气势更有些居高临下了。他半睁了眼睛，瞟着陶凡：“你是谁？”

陶凡笑笑，上去握手：“我是陶凡。”

陈永栋半天才伸出手来，轻轻搭了下，就滑过去了，淡淡地说：“哦，新书记？”

陶凡说：“我刚接这个摊子，需要您老多支持。”

“你说假话，我能支持什么？怕我们老骨头坏事吧！”陈永栋说。

陶凡笑笑，避过锋芒，说：“陈老书记，我哪天专门到您那里坐坐，行吗？”

陈永栋说：“我是不欢迎别人进屋坐的。听说你也有这个毛病？”

“我只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