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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历史事实的日记，从这些日记中，看出了我们虽幼稚但忠实、光明磊落，毫不隐讳。但也可看出，写日记的人是缺乏经验，而且只谈事实，少谈政治及理论学习，是其中缺点之一。

我看了刘峰宜与刘建国相关的几段日记，半天无语。就在写这本书时，我一遍遍放蒙古歌手德德玛的《草原恋》，与其说我喜欢她浑厚的歌喉，不如说我喜欢的是浑厚有力的、富有历史感的草原人的爱情。

在离开刘峰宜家时，我记得老人对我说过，她辛苦地记下了生活琐事，谁会看呢？有什么看的价值？这也是她现在不愿经常记的原因。但看到女儿寄来的本子和写的信，又有了跃跃欲记的信念。女儿鼓励她说：“不要担心没人看，女儿是最忠实的读者，这才是你们留给我们的最好财富。”是呀，女儿才真正是她的知己的朋友。有了知音，伯牙的琴才有价值；有了知音，回忆才有意义。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管是值得记载的，还是不值一提的琐事，重要的是未来，是用过去的经验指导自己的未来。”这是刘峰宜老人在《病中日记》的后记中说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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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执手，白头到老（1）

1945年秋天，相识相爱了六年的刘峰宜和刘建国，利用国共谈判的和平空隙，结婚了。周之同做了他俩的证婚人。他们的结婚洞房是在沂蒙山一间老百姓的柴草屋，没有一件家具，连土炕都没有，更不要说什么婚纱礼服。只是用一捆成捆的高粱秸围成一个地铺，里边铺上厚厚的麦草，俩人将公家发的粗布被子放在一起，就算完成了一切仪式。

1945年10月8日，抗大一分校奉命由山东费城出发向东北进军。就在这会儿，抗大还通知刘峰宜回校部一同去东北呢。刘峰宜没有走，她留了下来，要与刘建国过日子。其实那位领导仍然念念不忘刘峰宜，被折磨了好几年，也没个结果。说来也够执著的，但他的运气没有刘建国好。

第二年11月，刘建国和刘峰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当时炮火连天，战事吃紧，部队调动频繁，俩人常常不知相互在哪里。

在没有见到刘峰宜之前，她对我而言，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只是成千上万名八路军中的一员，只是一名离休在家的老人。

穿过长长的走廊，左拐进屋，有一种豁然开阔的敞亮。房屋的空间很大，中间被横隔了一下，外间变成饭厅，里间就是客厅。一位个头不高的白发老人原本坐在沙发上，见到我们进来，忙起身颤颤地迎了过来，她就是年近九旬的刘峰宜。

“早听说你了，上海傅泉打来了电话，罗加也打来电话，说你在找我们这些老八路，这么冷的天，真是辛苦了。不知道我能为你做什么？”她亲切地握着我的手，目光探究般地端详着我的脸。我深信她此刻的目光纯净如水，热情如火。

老人前段时间一直在住院，身体虚弱，本应卧床静养的，却欣然同意接受我的访谈，令我略有不安。她那浓厚的山东口音，她那真诚的开场白，以及她的风度，都让我对所要开始的访谈突然有了底气。

老人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身后是一幅巨大的绿意浓浓的山水风景画。饱满的阳光直射到她的脸上，使得我对她的观察能深入到每个细节每个毛孔。我直感叹，从未见过皮肤如此白皙透明、嘴唇如此红润的老人，87岁的年龄还这样，年轻时不知该多么漂亮呢。我面前的她，早已脱去飒爽英姿的女八路制服了，她穿着一件黑色毛衣，外加一件纯白色羽绒坎肩，配上黑色框边的眼镜，落落大方地坐在我面前，俨然一位超然脱俗的女知识分子。

在刘峰宜的生命中，她始终忘不了那个把她救上山的大高个范维文和那个给她鸡蛋吃的伤员，他们都是她的救命恩人。当然还有那棵不大的荆轲树，也救过她的命，因此，多少年来，她家里一直养着荆轲树。解放后，只要碰到在沂蒙山抗战过的同志，她都打听这两位救命恩人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1982年的一天，刘峰宜碰到一位过去在鲁中三纵战斗过的同志，他姓高。当他听到范维文这个名字时笑了，说他很熟悉这个人，现在厦门呢。刘峰宜激动得不行，俩人一起到了厦门。

范维文根本没认出刘峰宜，把她晾在一边，只顾着跟老战友叙旧。过了很久，刘峰宜终于耐不住了，插话问：“你是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叫范维文对不对？”

“我是叫范维文，可我没有救过人啊！你是不是找错人了？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叫范维文的？”

刘峰宜把当时摔下山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