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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南北，其中除了白狄的一支建立了“中山国”之外，其余的在黄河流域的戎狄或是被各强大的诸侯国所兼并，或是被逐至大漠，与原先居住在那里的戎狄相融合。秦汉之际，匈奴则被称为“胡”。正是在北边游牧民族长期兼并融合的基础之上，匈奴族才能兴起于大漠。尽管学术界对匈奴的起源问题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东胡说、西羌说、突厥说、夏人说等等，迄今尚无定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匈奴族的形成．与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匈奴族虽然在很早以前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在匈奴头曼单于之前，匈奴的部落联盟尚处于极不稳定的阶段。当时大漠南北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与部落，这些氏族与部落时大时小，聚散离合，由各自的君长所统治，互不辖属。据司马迁估计，大约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匈奴才进入头曼单于统治时期，部落联盟才趋于稳定。“单于”这一称号，就是从部落联盟时期开始的。而匈奴历史上的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就是由部落联盟会议共同推定的匈奴族的首领。匈奴族由许多部落所构成，而各部落中又包含着若干氏族，其中最著名的是挛鞮氏，单于都出于此氏族。异姓氏族中以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四姓最有名望，世代与单于联姻。凡是遇到废立、战和、祭祀等大事，都由各部落大人会议决定。

在四野寥廓的大漠之上，自然条件决定了匈奴人的经济生活只能以畜牧与狩猎为主。为了追逐丰盛的水草，匈奴人常常四处迁徙，过着漂泊不定的游牧的生活。辽阔的草原决不是和平安宁的净土，不知潜伏着多少莫测的危险。恶劣多变的自然环境，凶猛野兽的突然袭击，邻族的偷袭侵掠，锻炼了匈奴族剽悍善战、争强好胜的民族性格，也养成了匈奴人自幼就善长骑射的特长。从孩提时起，匈奴人就骑在羊背上，手挽小弓练习射杀鸟鼠，稍大之后则追射狐兔，成年后壮男尽数编入甲骑，平时与妻儿老小生活在一起，从事畜牧生产，战时则举族而迁，随军出征，攻战劫掠。这种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体制，使匈奴军队不仅有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具备极强的灵活性与机动性，有利则进，无利则退，没有笨重的后勤辎重的牵累，非常适合在大漠之上长途奔袭作战。匈奴军队这种特点，在日后的汉匈战争中曾经一度显示出其优势，致使汉军疲于奔命，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窘迫境地。

春秋末期，匈奴与中原汉族的接触逐渐增多。匈奴人开始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汉人也学习匈奴人的养马经验，中原铁器输入匈奴，不仅促进了匈奴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匈奴制造锐利的兵器提倡了必要的物质保证。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中原始有骑兵，改变了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式，拉开汉匈战争以骑兵相对抗的序幕。到了战国晚期，匈奴与中原诸国的冲突日益激烈，与匈奴毗邻的秦、赵、燕三国更是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公元前312年，匈奴铁骑驰骋于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之下，严重威胁到位于楼烦之北的燕国的安全，迫使即位未久的燕昭王卑礼下士，问政于谋士郭槐，图谋富国强兵之策。公元前265年前后，赵将李牧统率大军驻守于代郡（今河北蔚县一带）、雁门（今山西宁武一带），防御匈奴。李牧是赵国著名的将领，长期生活于北境，深谙匈奴灵活机动、擅长突袭的作战方式。因此李牧善待士卒，勒习骑射，严明军纪，禁止部卒轻易出击。而匈奴却以为李牧怯懦畏战，气焰愈盛，屡屡逼近赵国边境劫掠。面对匈

奴咄咄逼人的攻击，李牧审时度势，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一举歼灭匈奴十万余骑，匈奴残部狼狈北窜。其后十余年间，匈奴再也不敢逼近赵国边城。李牧抗击匈奴，是汉族与匈奴首次大规模的战争，也是中原农业民族以防御为主，步兵、骑兵联合反击为辅，抗击游牧民族骑兵突袭的一次成功的战例。然而必须看到，此次战役虽然给予匈奴以重创，暂时遏制了匈奴入侵中原的攻势。但是赵军毕竟没有能力继续出击，给匈奴以致命的打击。何况中原各国在秦军锐利的攻势之下，朝不虑夕，自顾不暇，根本无力北击。燕国太子丹为了抗御秦国，甚至与大臣鞠武设谋，命秦国叛将樊於期与匈奴联系，策划共同对付秦国。只是因为后来秦军进展迅速，这一企图才没有实现。

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的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当时头曼单于的王庭设在阴山（今内蒙狼山、大青山一带）之北的头曼城（今内蒙五原一带），控制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区，并渡过黄河，占据古时称为河南地的河套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诸雄，一统中原，结束了二百多年来战国纷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