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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化院的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善。

纽约监狱协会秘书伊诺克·C·瓦因斯写道，金斯敦感化院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完全未实现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他认为该感化院应当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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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挤成为一个问题

但是，政府不能失去任何监禁空间。罪犯的人数呈螺旋型上升。到1867年，金斯敦感化院关押的罪犯达到907名，拥挤毁坏了纪律。政府必须建造新的感化院来缓解压力。

在10年之内，加拿大建造了4所“大房子”。1873年，在蒙特利尔附近建造了圣文森特·保罗感化院；1875年，在斯托尼山建造了曼尼托巴感化院；1878年，在新威斯敏斯特附近建造了英属哥伦比亚感化院；1881年，建造了多切斯特感化院。多切斯特感化院代替了古老的圣约翰监狱和哈利法克斯监狱，成为新斯科舍、新不伦瑞克和爱德华王子岛的联邦监狱。

剥夺自由不改造

新感化院的建立帮助缓解了拥挤状况，但是也拉响了19世纪末期在加拿大和美国频繁监狱暴动的警报。这表明感化院制度根本无效。剥夺自由本身不起任何改造作用。

像18世纪的监狱改革家一样，维多利亚刑罚学家倡导的改革是范围更大的渐进的社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越来越强调专业化。监狱改革家们努力使犯罪学成为一门令人尊敬的学科。国内和国际组织非常活跃。加拿大是第一届刑罚会议的积极参与者。

同时，在另一个层次上，像1874年组建的多伦多囚犯援助协会之类的组织试图帮助从监狱释放的囚犯来适应自由。

“‘天生犯罪人’前额突起、长臂、大耳。”

对犯罪的古老宗教解释不再被人接受。但是，对于什么引起犯罪或者如何“治疗”犯罪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面对着令人尴尬的累犯事实，刑罚改革家们希望考虑任何解释和探索任何解决办法，但是有些稀奇古怪。

生物学的解释很流行。这便是颅相学（对头盖骨的隆起部分的分析）和“天生犯罪人”概念的盛行。自称为切萨雷·龙勃罗梭于1889年写出了《犯罪人论》。在书中，他宣称犯罪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返祖者。通过突起的前额、过长的手臂和过大的耳朵可以将他们鉴别出来。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　加拿大人仍然相信，犯罪是遗传的，惯犯应当被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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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试验样本

J·G·莫伊伦在1875－1895年期间任感化院检查员。他在其报告中讲到“罪犯是最好的试验样本，因为不允许他们有自己的任何意愿……监狱内部就是一个供卫生、教育、身体和道德改造等各种新计划进行试验的大剧场。”当时，他可能一直在想着社会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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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主题：罪犯是病人

到20世纪初，罪犯不再被看作是需要赎罪的罪人，而是需要治疗的病人。

在20世纪，有关皇家委员会的建议开始反映刑罚学中的这一新主题。1914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呼吁“对个人进行仔细和科学的研究。”监狱不能再像工厂那样开办，把人体材料处理成可互换的部件。

当然，在加拿大矫正制度中理论与实践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犯罪率的波动、经济的压抑、变换的政治优先考虑和管理问题干扰了值得向往的计划的实施。

刑罚改革家们和刑罚当局看问题并不总是一致。刑罚改革家们的首要关切是帮助囚犯；监狱长们关心的首先是维持秩序。

1924年，感化院主管W·S·休斯在其报告中指出：“感化院中囚犯的治疗继续是一个争论的主题；多以百计的对犯罪一知半解、对罪犯一无所知的人仍然继续提供建议或者要求治疗罪犯。对于这些被定罪者来说，最为幸运的是尝试感化院很少这些未经试验的建议。”

改变是缓慢的。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加拿大开始了囚犯分类计划、专门的少年设施、综合的工业农场体制和关于善行减免和假释的规定。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了一股经济犯罪浪潮，特别是失业青年人中的经济犯罪特别严重。1929年，感化院中关押了2769人；1933年上升到4587人，增加了66％。

当局对犯罪和罪犯采取了一种强硬路线。改造一度再次服从于镇压。罪犯被赶向绝望的程度。在D·M·奥蒙德将军作为感化院主管的军事统治时期，发生了20起暴动和其他一些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