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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那个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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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郭同震分手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
就在那次大*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
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个可恶的表!
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
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1938年9月间,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洁)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