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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老是梗着脖子呵呵地笑，也不像杨易辰那样爱在别人难受的时候唱歌，童年生活给他的性格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烙印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和那些大学生比，荒煤显得孤独和伤感，他忧虑时局，感伤民众和士兵的颠沛流离，也思念自己久无音信的母亲和弟妹们。战争根本看不到希望，第五战区的形势一度越来越糟。用他自己的话说：整整一年时间里，就是不断地唱着救亡歌曲，既不断地呼吁“战斗”，又不断地哀叹“流浪流浪”……凄凉的音调，总是不绝地萦绕在心头。

使荒煤感到忧郁的还有别的方面。

虽然接连不断的演出使剧团在艺术上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荒煤还是不满足。他看得出来，尽管剧团的人对演出充满了热情，但除了姚时晓、张瑞芳不多几个人外，其它人对戏剧本无更多的兴趣，演戏只是他们宣传抗日，实现革命目标的一种临时手段。他们对荒煤在艺术上的执着追求很难有更大的回应和理解，这不能不使荒煤感到些许的寂寞和失落。

荒煤深深地热爱着创作，写作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精神上的寄托，是他对生活的希望。战乱的年代，连绵不断的漂泊，不仅没有使他放弃这种希望，相反那些积攒起来的感受，使写作的欲望更加强烈……离开上海前，他已经进入小说创作的高潮，然而，战争使得他再也没有地方摆放自己那一张安静的书桌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重新坐下来写作，那似乎成了一个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梦，有时候，想起来，只会让人感到茫然和困惑……

使他感到孤独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完全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在这个团体里，谁都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那还是在1932年，他被武汉剧联派遣到上海参加全国反帝大同盟代表会议，遇到了共产党的联络员。他只知道他叫小陈，他的勇敢、机敏和疲惫不堪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接触过几次，他还为小陈作过掩护。就在离开上海前，小陈通知他组织上已批准他为共产党员，并叮嘱他回到武汉不能暴露身份等待组织上的联系。那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时刻，一切却和我们后来在电影中看到的不一样，没有宣誓，没有唱国际歌，也没有人和他紧紧地握手表示祝贺，只有小陈简单的嘱咐和交待。后来，当荒煤再次从武汉回到上海时，终于和组织接上了头，并参加了许多活动，却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小陈，直到1939年在太行山采访陈赓时，才知道小陈是中央交通员，已经牺牲了……

在移动剧团的那些日子里，这一切，只有荒煤自己知道。

他仔细地观察周围的人，这个团体中最大的不过25岁，最小的只有17岁。荣高棠是一个不知疲倦乐观能干的人，他整天奔前跑后张罗各种事情；杨易辰充满了活力，办事有头脑；还有性格倔强的程光烈、颇有主见的张楠、赋有演戏才华的方深……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进步青年，有的是民先成员，他喜欢其中的一些人，但他们是党员吗？这个团体中到底有没有党的组织存在？即使有是否也已经和上级脱离了关系呢？

同胞们！我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

1938年的新年在战争和血的洗礼中到来了。

一月的一天，天寒地冻，狂风凶猛地刮着，荣高棠只身一人爬上了从柳河集到徐州的一辆闷罐车。剧团正在曹县演出，他必须到徐州去找何思源和钟志青确定下一步的演出路线并领取二月的经费。

闷罐车离开柳河集咣当当地在铁轨上摇晃着向前，车厢里还坐着四五个武装“兄弟”，他们灰头土脸，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看就是从前线下来的散兵。

荣高棠抱着出发前杨易辰塞给他的一条毯子昏沉沉地睡着了，连日的宣传演出忙得像陀螺一样团团转，他一直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会儿便借机打起瞌睡来。

忽然，他觉得有什么冰冷的东西顶在头上，猛睁眼，那几个“兄弟”正站在面前用枪指着自己。

“把你的东西拿出来，要不老子就不客气了！”他们气势汹汹地喊着，还在他的头上狠狠地敲了几下。

荣高棠想要和他们理论，但是，在昏暗的光线里，他看清了那些瘦弱的脸，那些充满血丝的眼睛里透露着的狰狞和无望，他们的声音颤抖又带着凶残……他知道，这种时候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他摸索着自己的口袋，身上只有十元钱，是到徐州的路费，还有一支钢笔，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只好拿出来全交给了他们。

那几个“兄弟”对缴获的战利品并不满意，他们不相信荣高棠只有这样一点东西，一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