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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晚上，听大军打电话说小齐果然把那个老师请来对自己进行了一番指导，并专门在附近的中学找了个教室反复演练了讲演的技巧，甚至连目光怎么转移，不同时段盯什么人看都操练得炉火纯青。我对大军说：“小齐这回对法制科的领导岗位可真是志在必得，不过越是这样我越是怕他失败，到时候怎么收场啊？”

大飞常说我是个乌鸦嘴，在二○○一年那会儿说什么应什么，小齐的命运果然被我不幸言中了。周一一进办公楼，就看见一楼大厅的黑板上贴着任前公示的布告，上面清晰地写着老江同志即将被任命为本处的法制科副科长，请对任命有意见的同志于某年某月某日之前将意见反馈到纪委或政治处云云。我在黑板下张大了嘴巴半天没说出话，这时候大军从后面过来，我忙指给他看，他也愣了一阵子，然后说：“世事如棋，我们连棋盘都上不了的人是说不清楚的。这世界上最难说清楚的，除了感情的事情就是机关里面的人事安排了。”说完和我摇着头上楼去做卫生。

后来据本处的消息灵通人士老潘透露，老江的一位堂兄在其竞争上岗期间刚刚由其他省市调来本市担任市委常委，在和局里一位主要领导吃饭时故作不经意地打了下招呼。于是局里马上宣布由于本处法制科属于对案件把关的主要部门，其科长还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比较妥当，后面的事情自然顺理成章，法制科副科长的岗位马上由等待竞争上岗的岗位换作上级指派。领导为此还专门找小齐谈了话，并鼓励他年轻人还是很有机会、大有可为的，小齐是何等聪明的人，吃了再多的黄连也死撑着拍胸脯保证自己坚决支持和理解上级的决定。

过了几天老江的任命就下来了，虽然这次竞争我和大军帮了小齐不少忙，但是谁担任领导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样。那天上班大家都忙着帮新领导江科长搬桌拿凳，将他的东西都运到隔壁的科长办公室去，这其中，小齐是最为卖力的一个，看不出他有任何的情绪和不满。

老江也像换了个人，对小齐总是客气有加，不时拍着他肩膀鼓励他好好干。眼镜也由有框的大厚镜片换成无框超薄的了，东西搬好后大军一不小心叫了声江科长，老江连声说：“别，别，我还是习惯你们叫我老江。大家可别生分了。”

过了几天我们发现，真要再叫人家“老江”，尤其是当着外人面的时候，老江的脸色也开始有点不大好看了，从此大家都以“江科长”作为通用称呼。

老江以前的位置很快由从侦查大队调来的小范接替，小齐除了忙他的案子，每天空闲的时候继续临帖练字，办公室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而我也从这件事情再次领略机关里面的为人之道和生存哲学。

二○○一年八月，上级要求在经济战线上也要开始严厉打击金融、财税犯罪的活动，同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国庆到来前积极做好追逃工作。

这一年，“网上追逃”成为报纸上频繁出现的词儿，所谓“网上追逃”，就是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在逃人员信息库”或者将在逃人员的资料存入若干张光盘中，利用专门的信息系统进行搜索、检索和比较，使被发现的在逃人员迅速被缉捕。由于各地公安机关的电脑网络基本实现了互通，很多在逃多年的罪犯在“网上追逃”的专项斗争中纷纷落入法网。

八月十五日，黎科长召集大家开了个会。会上照例传达了部里最新的精神，然后对我们这帮小伙子谆谆教导：“你们这帮小子也太懒了，每天看完案卷就坐在办公室闲扯，从今天起只要手上没案子统统给我下到分管的队里去蹲点！”

我和大军相视一笑，都想，这下总算不用在办公室里坐班了。我连忙挎着书包去了金融诈骗犯罪侦查大队，这段时间小齐情绪不高，一直是我代他跑这个队的案子。一进屋，我就发现大队的同志们个个笑逐言开，我纳闷地问道：“莫非这个月季度奖提前发了？”大队长老黄握着茶杯对我说：“这可不，比发了钱还高兴呢！”我忙问缘由。黄大队长这才给我讲起他们大队是如何在追逃斗争一开始就逮到一只“大老虎”的。

被抓住的犯罪嫌疑人名叫张勇，这家伙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和别人合伙通过伪造金融凭证骗了本地的一家大银行两千多万，拿了钱就躲得没影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在我们处挂号前几位的逃犯。追逃斗争刚开始，我们处指挥中心就接到北京市局那边的电话，说张勇在那边被逮着了，叫我们处派民警去领人。

一直负责侦办此案的黄大队长乐坏了，觉得这简直是天上往下掉馅饼。连夜派民警北上，进京后我们这边的人大拍北京同行的马屁：“为了抓他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