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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他和叶剑英提出的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历史的要求，不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显然是华国锋不愿看到的，他后来因此而做了自我批评，也因此而不得不辞去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

研究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实际上就是研究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在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组成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课题。所谓“三次路线斗争”，一次是指刘少奇，一次是指林彪，再一次就是“四人帮”。这是当时的提法，现在看来并不科学。刘少奇显然不能算一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这里涉及一个研究的标准问题，为此，胡耀邦提出两条原则：一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看实践。

可是，对于这两条原则，中央党校的一些学员却理解成两个标准。一是毛泽东的指示；二是实践。按照第一个标准，过去的冤假错案也就不能平反了。

而且，中央党校研究小组提交的有关研究三次路线斗争史的提纲，几乎照抄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上的讲话。实际上，华国锋的讲话本身就有一些错误的东西，尤其是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胡耀邦对这个提纲很不满意。12月初，他在一次校党委会议上提出，不要以为是中央文件，就是正确的，“这什么‘论’啊？”这十几年的历史如何研究，“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领导人的讲话，而应该看实践”。〔21〕他随即解散了这个研究小组，由哲学教研室的吴江牵头，重新成立了一个小组。

2。　一个常识性问题引起的讨论（2）

12月9日，胡耀邦主持会议讨论新的研究方案。他说，怎么研究？这里有一个态度问题，也就是方法问题。如果方法不对头，研究共产党的历史就会失去方向。他要求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和事实。而任何脱离实际，断章取义的行为，“都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三次路线斗争的历史，胡耀邦建议先草拟一个“讨论纲要”，以便进一步讨论。〔22〕

1978年1月18日，吴江和其他几个人把提纲起草好了，并送给了胡耀邦。他看过之后肯定了提纲的“路子是对头的，只是太简略了。”他建议再修改一下。

3个月后，第二稿拿出来了，这就是《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其中提到，1。　应当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包括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论述和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来进行研究。2。　应当以实践为检验、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者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23〕

随后，中央党校让在校的800名学员讨论这个提纲。在讨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人提出，研究共产党的历史，要尊重事实，从实际出发。但也有人主张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为依据评价“文化大革命”。

那么，真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实践？这是真理标准大讨论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据孙长江回忆，他和吴江当时都认为，两个标准的说法是一种误解，是糊涂观念，应该澄清。他们打算写一篇文章，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孙长江在命题的时候就强调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因为，“我们要解决的就是两个标准会带来思想混乱的问题”，所以，他们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实践是检验路线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他们又取掉了其中的几个字，把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