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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37〕这算是毛泽东点过头了。于是，这两篇文章也不能批判。因为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时候，编辑人员发现，毛泽东在1955年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一文，有这样一句话：“坚决、彻底、干尽（净）、全部地将这些反抗势力镇压下去”。毛泽东把“净”字写成“尽”字。于是，有人提出把这个字改正过来。可是，按照“两个凡是”，这个字万万改不得。结果，1977年4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照原样编排，那个错字也就留在句中了。

从11月30日吴德的讲话到2月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发表，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越来越明确。直到3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华国锋仍然没有清醒过来，还在依靠“两个凡是”来控制局面。在3月中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他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为了避免损害“旗帜”，华国锋强调：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这就是于光远所说的“两个凡是”的第三个版本。

随着1977年新年的到来，华国锋在继承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个“左”的战略决策，这就是“抓纲治国”。1977年1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乘胜前进》的社论，称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阐明和捍卫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过的关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竟被华国锋继承下来了。华国锋据此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华国锋甚至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实际上是毛泽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思想的一种演绎。

3。　“两个凡是”出台（5）

随后，《人民日报》接连发表了《全面落实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等几篇社论，宣传华国锋的“抓纲治国”思想。在那篇著名的2月7日社论中，除提出“两个凡是”外，还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紧紧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实际上，也就是“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然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华国锋虽然提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头，他以为通过抓阶级斗争就能达到他的目的。其实，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华国锋这样做，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悲剧在他身上的再现。

以华国锋的能力，他不可能在毛泽东逝世后这么短的时间里，使在“左”的轨道上快速奔驶了十年之久的历史车轮立即停顿下来，然后提出一套全新的理论。其实，他内心里也不是百分之百地赞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他只能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也就是说，他只有沿着这条“左”的通道继续走下去。

后来，胡耀邦在谈到华国锋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所采取的态度时曾作过一番评价。他说：按理来说，国锋同志内心不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全都赞成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国锋同志很关心生产，至少有三次：第一，我们在湘潭时，他对生产的兴趣很大；第二，他自己讲，1971年揭露林彪时，毛主席同他谈话，批评他：你满脑子都是生产；第三，1975年他在听取科学工作汇报提纲座谈会上的讲话。可是，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讲的却是另外的东西，什么基本路线，什么阶级斗争为纲，什么全盘肯定“文化大革命”，什么继续革命，等等。但也不全是真心话。这里就产生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这就是要害的地方。

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