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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　讽和其他军领导的围攻，却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21岁的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　争的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哄，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　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　国焘过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　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陈海松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朱德在这时　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　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　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大青马…　”从来就不会撒谎的陈海松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　了几下口，终于大着胆子说出：“总司令，实在对不起的是我们。你的大青马，我查清楚　了，是我们军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让他们牵回来。”

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　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　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如此一手，既可诋毁陈海松，　又可赢得张国焘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大青马怎么也躲不过的厄运。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　直是个谜，直到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从普通战士到张国焘全部去世仍没有一个人承认此事是　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9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　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如王树声等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　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1982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　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　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　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　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为什么说朱总司令的马是王树　声的交通队劫杀的？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第一，那匹马的皮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　的。朱总司令的马是陈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党校整风　时，我揭发过这件事。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在宣化店突围时，我们干部队跟着王树声那个纵　队，在房县他骂我不该在延安给他提意见。”

但据红30军第89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　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他回忆道：“在阿坝住了三四天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后半夜，突然听到总部那边响起一阵枪声，不　知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打电话问，未打通，但根据枪声判断，不像是自己人打的。于是，我　们交通队和保卫队的同志都立即戒备起来。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少数民族　的反动头人纠集一股武装匪徒，抢走了总部的两三匹马，据说其中有一匹是朱总司令的坐　骑。早晨6点钟左右，总部直属队又电话通知我们，说阿坝北面将有故骑兵袭击我们驻地，　命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接到命令，我便率领交通队和保卫队的4个排，携带长、短枪和冲　锋枪，在阿坝北边约1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摆开了打骑兵的阵势。……经过两次打击，敌人　才逃窜了。1936年6月，红军第3次过草地。这时，我在红89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　途中又调到总部高干政治训练队学习，从刷经寺一直到甘肃的岷州，都是跟着总部机关直属　队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但从未听说过朱总司令的坐骑被杀　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后来的批判张国焘错误时谈自己的看法说：“据了解，在阿坝时朱总司　令的坐骑确实是在一天晚上的后半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