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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相对价格计算的结果更加不公平。相反的情况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服务的价格相对于产品会上涨。如果穷人消费的产品的比重超过富人，他们从增长中获得的好处就比富人要多。主要的推论是，尽管初始的收入分配可能比按照国内相对价格计算的实际效果更不公平，但其通向公平的速度可能比数据显示的更快。这又强化了如下的观点，穷人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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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3）

最终的结论是，过去20年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很可能有所缩小，因为主要亚洲大国的相对快速的增长。这同时可能伴随着许多国家内部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最富裕的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最贫困的国家的相对比例拉大，高收入国家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也有扩大。但后者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残酷现实，在1980年的时候，国家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绝对差距不可能马上缩小，只有当相对收入的差距足够缩小后才有可能。

不过这样的描述没有考虑到，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快速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国家的增长速度也不行，此外还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转轨时期的中东欧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各国。例如在90年代，根据世界银行的人类发展报告，占世界人口总数12％的54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占世界人口总数26％的另外71个国家的真实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只有0～3％。３３类似的，根据世界银行对于全球化的研究，总计拥有11亿人口的许多国家在1980~1997年的真实收入水平陷入停滞。虽然有许多国家的糟糕表现，但世界的总体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仍然可以继续（随着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改善就很可能发生），不过，世界贫困状况的规模和地区分布却会受到显著影响。这个话题与收入分配一样令人烦恼，下面我们就转入相关的讨论。

增长和贫困

从所有指标来看，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世界的不平等状况都在扩大。自那之后，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主要是因为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迅速成长。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了解推动导致世界不平等状况在过去两个世纪长期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从英国开始、极不平衡地扩展到全球的结果，其影响波及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大幅度的改善，而极少有人的情况恶化。但这样富有活力的增长必然是不均衡的，因为气候、资源或政策方面的优势，世界上某些地区更能利用增长带来的新机遇。同样，在某些国家内部，例如中国或印度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某些地区可能比别的地区更容易抓住发展机遇。要怨恨这样的不平等的增长，就等于是在怨恨增长本身。它相当于说，与其让某些人先富起来，即使到最后会使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也不如让大家继续保持同等的贫穷。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关心贫困的变化要比关心不平等更有意义。虽然这方面的统计数据也存在某些争议，但我们仍可以得出部分有说服力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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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4）

一段时间以来，世界银行对于绝对贫困水平的定义是，按照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每天的收入低于1美元。布吉翁和莫里森也使用这个标准对于1820年

以来的绝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与他们考察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同期。３４他们从中得到了三个有趣的结论：第一，绝对贫困的人口数量从1820年的9亿人增加到了1960～1980年时期的峰值13～14亿人，然后逐渐下降到1992年的不足13亿人。第二，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在世界上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1820年的超过80％，下降到20世纪初期的2/3，1950年的近50％，1980年的32％，以及1992年的24％。人数的增加和比例的下降反映了产出的增长和人口的繁衍之间的竞赛，特别是在贫困国家。1820年，世界的总人口只有10亿多一点，到1910年达到17亿，1992年则已经增加到55亿。

在这个领域，布吉翁和莫里森的研究又给我们提供了保持乐观的理由。总体来说，绝对贫困现象虽然还不少，但相对于数量大大增长的总人口来说已下降到不足1/4。当然，我们还必须仔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