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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你也是四川人吧？”我问。�

“不，我是武汉人。”她说。�

“武汉人？”我一下被吸引了，“我就是通过我表叔的介绍才到深圳来的。”�

“他是武汉人？”她问。�

“他是四川人，但在武汉已经几十年了，他在一个厅里工作，在武昌，离省政府不远。”我说。�

“是吗？我也住武昌，不过我还是个学生，明年才毕业。”她把登记表给我看，她叫何薇，21岁，武汉一所工科大学三年级学生。�

“怎么还没毕业就来深圳，武汉也挺好嘛！我一九八五年初中毕业在武汉渡暑假呆了一个月，这么多年一定发展得很快吧。”我说。�

“我就利用暑假发展得也可以，不过远不如这儿快，过来看看，玩玩，内地吹得天花乱坠，百闻不如一见。”她说。�

“你来多久了？”我问她。�

“我上个星期从珠海乘海轮过来的，我的表姐在深圳一家公司，就那赛格集团。我住在她那儿。”她说，“我还没问你在这里呆多久了。”�

“十多天了。”�

“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我惭愧地说。�

“那你住在什么地方？”�

“还好，暂时还没有流落街头，住在老乡那里。请问你什么时候回武汉。”�

“可能是一个礼拜以后，怎么，你有什么事？”�

“你能不能帮个忙？帮我带个口信给我表叔，我是他介绍来的，他还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到达深圳，不过你不要告诉他我现在还没有着落，以免他着急。”接着我给她记下了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口袋中的钞票已经不允许我到邮局去打长途电话了。�

“没问题，我一回武汉就到他家一趟。”她说。我们又相互在小本子上记下了对方的地址，然后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我给她讲了我停薪留职的经过，和台湾同胞的初次见面以及被查户口的抓走。她也给我讲了她的旅途见闻，她说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从小到大就呆在武汉城里，最远的一次是小学时到过城郊去参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她还给我谈了些大学校园生活。她那明澈见底的双眸让我想到舒怡，后天就是她的二十四岁生日了。�

不觉到了下班的时候，我们一齐站起来，她穿着平跟鞋竟比我还高出近半个头来。出了人才市场大楼，我邀请她共进午餐，她竟不好意思地红了脸。我就说我好歹也是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又不是江湖上的坏人，我本质是好的，男人有钱才能变坏，我还没变坏的资本哩！穷人坏能坏到哪个份上？怕什么？我就不停地解释自己如何是个好人。她哧哧地笑起来，点了点头。我就把她带到酒楼，阿超和阿蕾大吃一惊，阿超一把将我拉过去：“你他妈真行！哪里去找了这么一个靓妹？”�

“别乱讲！别人还只是个学生。是我表叔的邻居，碰巧遇上的，有事求人家。”我忙说，又在阿超那里拿了一百元钱，就和何薇上街了。�

我征求了她的意见，决定去吃麦当劳快餐。当时正是营业高峰，还是何薇眼明手快，抢占了靠窗边的两个位子，我们一边浏览窗外的景致，一边聊天。我便常常可以看见她的笑容，她的眼眸，她的皓齿以及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已经极难见到的那种少女的羞涩。我觉得她真象舒怡。她最美的时候，是她最羞涩的时候。我们一直等到旁边的人很不耐烦地催促时才离开麦当劳快餐厅。我们在街上闲逛了很久，却都没有疲倦的感觉。经过一个电影院时，我建议我们去看一部电影，她高兴地表示赞同。�

没想到那却是一部非常悲惨凄恻的故事，讲的是一对离婚夫妻都不愿赡养子女，女孩子被迫离家出走，沦为雏妓。忽然感到她依偎在我的身上，微光中我侧过头去，在她动人的轮廓上，眼中闪动着晶莹的泪水，身子在微微颤抖。我一时有些慌张，凑在她的耳旁轻声问：“你怎么了？”那硕大的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我迟疑了一下，就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她更加依偎在我的肩上。不知不觉中我竟也让泪水浸湿了我的眼眶。一时间，我的视野中一片迷蒙，已经看不清银幕上的图像，只听见那撕肝裂肺的对白和怒不可遏的控诉。�

在散场后的步行中，我们才开始都缄口没有话说，心里却充满着一种奇妙的感觉。好一阵她才叹了口气：“你还不知道，我的父母在我刚刚三岁时就离婚了。”�

“是吗？”我惊愕地看着她那泪痕尚未退尽的脸庞，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她。�

她娓娓谈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