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2/2 页)

。”

在这位台湾学者的眼里，台湾的“脑力外移”，“其中又以去中国大陆者为多”，肯定不是因为大陆人均收入高。而是因为大陆事业发展机会多，同时，“台湾内斗不止，政客认为‘把经济搞好也不一定选得上’，于是继续以意识形态锁台，继续让产业萎缩；中青年找不到工作，只好外逃寻生路。”

相比政府排斥人才的政策与制度，长期的社会环境、制度文化等是更深层次的“软件”因素。曾经留学丹麦的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就指出：“尊重人才，首先要尊重他的知识和创新，要创造留得住、用得上人才的合适环境和氛围。”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南部阳一郎因为创造“自发对称破缺”理论而获得2008年诺贝尔奖物理学奖，并独得一半奖金，因为另外两个获奖者小林诚、益川敏英只是解释了这一理论。由于南部阳一郎1970年已经加入美国籍，日本国内非常遗憾。许多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回到日本，南部阳一郎就表示：主要是芝加哥大学能够提供可以同研究专业基本粒子物理学领域以外的人自由交换意见的研究环境。

南部阳一郎的好友新加坡学者潘国驹教授则暗示：“我曾经问南部阳一郎教授为什么不愿回日本，他告诉我，他的顾虑是一旦回去就可能陷入行政和人事等诸多杂务当中，无法专心从事科研。”

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普遍有这样的文化弊病：认为集体利益可以高于个人正当利益，重视等级秩序，企业盛行家族文化，官场有道不明的“人际关系政治”，即使在最需要注重自由的学术机构也往往像“官场”。一位中国的海归教授也曾如此自述：“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在填表’。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

硬件不可或缺

人才制度与环境的建设最为根本，不过，物质与硬件也不可或缺。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前曾写作过一本自传。通过这位黑人总统的亲笔授权，我翻译了这本自传《奥巴马*：我父亲的梦想》。对奥巴马的关注也对奥巴马弟弟自述的一个故事尤其让我印象深刻。

奥巴马有个弟弟叫做马克，目前居住在中国深圳。2008年奥巴马旋风全球刮起，他因为被英国《泰晤士报》曝光而引起关注。马克在美国布朗大学获得学士，继而拿到斯坦福大学物理学硕士和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可以说是个物理学家。他本人也曾在深圳福利院连续做了6年义工，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做不到的事。然而，这位富有社会责任心和爱心的马克却不愿意回归祖国肯尼亚。他的这位弟弟马克这样表述为什么不愿意回国：“在这样一个手机还未普及的国度，物理学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这是一个因为硬件缺乏而导致人才流失的典型事例。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贫穷、落后往往与战争、混乱、*等因素交织一起，形成令人绝望的“乱世”。青少年的理想甚至可能是去当一个“海盗”，而不是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失，却并不是“政府不尊重人才”或者“人才不爱祖国”，而是因为自身的落后让人才“生不逢时”。当国家无力提供发挥才能的平台时，人才只能滞留在海外。否则，留下来于国家无益，于个人则有害。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府能做的事情只能是让他们继续留在海外，同时推动人才环流展开合作与兼职；并在海外建立完善的高端人才数据库与留学生、侨裔专家社团，保持长期的联系；另外保持方便海外人才恢复、保留国籍的政策，例如默认双重国籍，降低他们获得绿卡、长期签证的门槛，简化程序与手续。这样才能保证将来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在海外的“人才银行”取出自己的存款并获得利息。

几年前，国内的一位市委书记就曾如此感慨：“如果我们让这些人回来，我们并不确定我们是否能用这些人。因为我们无法负担和日本一样的报酬。既使我们用了他们，我们仍然没法养他们，因为他们需要的设备我们现在没法买。但让他们留在国外，用国外的设备，然后请他们回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用他们了。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当然，在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中心的今天，中国在硬件基础、物质基础上都已经非常发达，产业升级也成为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因此，全球流失人才数量最多的中国已经到了从海外取出人才积蓄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