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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比稳定不变，将需要输入亿移民，就算把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也需要移民亿人　。

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地广人稀，劳动力总量不足，并不能够支撑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也同样需要补充大量移民。澳大利亚联邦移民部长伊文斯就指出：澳大利亚必须坚持大量吸纳移民的政策，是考虑到如果不增加吸纳新移民，澳大利亚人口不到五年便会老化，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大量劳动力过剩，并且还在以爆炸般速度继续增长。在未来40年，全球人口有望增长26亿，从目前的65亿增长至2050年的91亿，但几乎所有的增长都将集中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可能会从目前的53亿增长到2050年的78亿，与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世界人口结构的畸形变化，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人口结构和人口增长上存在的巨大反差，自然会加速全球人才的流动与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自身的产业和经济规模却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就必然会促使遭遇经济困难的人们离开家乡寻求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实现区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会选择获得大量移民进行补充。

自然，即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以知识产业为主，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也并没有太多外包，任何一个国家也只会更欢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及那些能为本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士。尽管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建筑等工作也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低技能移民的进入并不造成本土劳动者的薪酬降低、就业受影响。但是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政府负担，并且因为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

因此，从整体来说，发达国家包括任何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尤其是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一点上，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都会成为一种必然：要么是本国公民亲属优先，同族裔血统优先；要么就是人才和投资者优先，让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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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

伴随着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某些高新产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价值时，当产业价值链大部分利润日渐流入到智力生产环节时，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海外地区。

成本更为廉价，是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土地要廉价，也还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会、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主要出现过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家转移，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代，日本的高端人才几乎将前往美国学习、培训、研究、工作，视为成材的必经途径。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等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自身则开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回流，而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伴随着比例相当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开始大量回流，留学人才回归比例在产业升级之初大多超过五成，而中国、印度则成为欧美新兴主要的人才输送国。

国际产业转移会带来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这些工业国家在承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渐掌握一定程度的技术，从仿造中学会创新，则必然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优势会逐渐递减，跨国企业必然开始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这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