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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录保存在一个电子监视索引中，目的是为了让司法部知道，某些刑事案件中的潜在嫌疑人是否被实施了窃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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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时费尔特（6）

而白宫则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希望能够确知自罗斯福总统以来历届政府中遭到窃听的官员名单。尽管我对此提出了强烈反对，但是相关名单还是被编纂出来并送交白宫。第二天，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便将该名单透露给了报界。拉克尔肖斯告诉我，是尼克松总统本人亲自将该名单交给了斯科特参议员。

随后，白宫又要求获得更多的关于电话窃听的信息，从而导致我与拉克尔肖斯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执。这一次白宫希望得到自1960年至1968年间——也就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期间——所有遭到电话窃听的人员名单。我对拉克尔肖斯说道：“请注意，他们无权获得这些信息。你知道他们将会怎样利用这些信息。还记得上次发生的事情吗？他们已经孤注一掷，希望能够向人们表明此前各届政府都曾对新闻记者和政府官员进行过窃听。他们会将这一名单透露给报界——而联邦调查局的形象将会变得非常糟糕。这就像是一个孩子在说：‘以前有人已经这么做过了。’我们不应该卷入到这场政治闹剧之中。”

当拉克尔肖斯继续坚持必须遵从总统的命令时，我说道：“出于安全原因，我们特意避免将这些信息全都放在一个文档中。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说，将这些信息归总在一起已经够糟糕了，而提供一个复印件更将成倍增加我们的风险。”

拉克尔肖斯盯着我看了好长时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慢地说道：“可——可是他是总统啊。”

“看在上帝的份上！管他是不是总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行！”

我转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希望我已经说服了他。我的确说服了他——然而只是延续到我退休后很短一段时间。此后拉克尔肖斯便命令准备好人员名单，并送往白宫。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权谋。

我决定退休令代理局长十分高兴，因为我经常对他所要做的事情持反对态度。在我离开之后，他曾向报界吹嘘说，是他迫使我和其他几位被他称为“胡佛追随者”的老探员离开了联邦调查局。他说得没错，我们的确是被迫离开的，我们之所以选择退休，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联邦调查局的政治化，也是因为我们不信任他。但是我们却保持了我们自由的意志。也许，在经历了1973年10月的那次“周六晚大屠杀”之后，他也许会理解我们的感受。在那次事件中，尼克松解除了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职务，而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威廉·拉克尔肖斯最终站了出来反对总统的决定——随后他便退休了。

我留在联邦调查局继续工作，已然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我几乎在联邦调查局度过了全部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联邦调查局需要我来为它指引前进的方向。在尼克松提名拉克尔肖斯担任局长之后，我曾一度想过要退休——而且我与拉克尔肖斯的交往使我深信我已无力保卫联邦调查局。在决定退休之后，我主要关心的就是我的继任者能否保证联邦调查局的正常运转，而这正是我的主要工作。

我尽量用外交辞令式的语言向拉克尔肖斯表明了我的观点：“对于你而言，挑选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接替我的位置十分重要，格雷担任代理局长的时候，他取消了两个十分关键的岗位——局长行政助理和局长调查助理。这就意味着副局长扮演着幕僚长的角色，必须负责协调和指挥十三个分部的日常工作。”

“但是当我还没有成为正式局长之前，我不想做出这样一个重要决定。”他试图回避这个问题，“这一决定应该由总统提名并得到参议院批准任命的正式局长来做。”

“那还要等上好几个星期，”我说，“在此期间你又将如何指导和控制联邦调查局的运作呢？”

“我会仔细考虑你的话。”他说道，而这意味着他将什么也不会做。在职位交接期间，我本来应该再留任一段时间，但是拉克尔肖斯却并没有向我提出这一要求。白宫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我赶快离开联邦调查局了。

三小时费尔特（7）

当拉克尔肖斯显然不会考虑我的这一重要建议的时候，我指示所有的联邦调查局高级官员推荐他们所属意的副局长人选，并直接反映给拉克尔肖斯。他们都遵从了我的指示，提出了四个合理而且精明干练的接替人选。我对此感到十分振奋和安慰，但是拉克尔肖斯却没有做出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