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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胡佛接受了这项任务但提出了一系列条件。“调查局不能卷入政治，不能成为政客的工具而包揽一切任务。”他还告诉斯通：“在调查局里任命要靠功绩，晋升须取决于能力。而且调查局只对司法部长负责。”斯通回答说：“如果不是这样，我就不会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了。”

多年以来，哈伦·斯通的承诺使胡佛得以将调查局（“联邦”这个词是1935年才加上去的）建设成捍卫法律的精良武器，从我刚加入这个机构时它就是如此。就我所知，只有罗斯福政府在其执政的早期曾试图将联邦调查局变成满足政客一切需要的工具。但胡佛坚定的立场提高了他在罗斯福、国会及新闻媒体面前的地位，使本会成为司法部辅助机构的联邦调查局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1961年，约翰·F。肯尼迪总统任命他的弟弟为司法部长时，胡佛和他的联邦调查局面临着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这之前，胡佛和大多数总统及司法部长都相处得不错，只是在杜鲁门时代有些磨擦。但是肯尼迪的顾问、朋友和支持者中，有人怨恨胡佛坚定的###信念和根除颠覆活动的决心。罗伯特·肯尼迪是个傲慢、冷酷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憎恨联邦调查局的独立地位，认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而不是执法机构。

胡佛在其职业生涯中第一次反对总统和司法部长，因为他们公开敌视和企图驱逐胡佛。博比·肯尼迪将联邦调查局看成他的私人警察局，把胡佛当成他的值日警官。他会不事先通知就冲进胡佛的办公室或是将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传唤到他在司法部大楼的豪华套间里，好像胡佛只是一个办公室勤杂工。他会越过胡佛而直接传召某个分局主管或正在办案的特工。这侵害了胡佛的权威，而且违反了传统的指挥程序，以往没有任何司法部长会这样做。

其结果就是酿成胡佛和罗伯特·肯尼迪之间难以隐藏的矛盾，这影响到了我们局里所有的人，并打击了我们的士气。这位司法部长最让人烦扰的举动就是在高层政府官员中传播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瑟和他的兄弟维克托起草的备忘录，名为《当今美国的右翼激进派》。文章强烈抨击了联邦调查局和胡佛，将他们描述成“激进的右翼分子”的一部分，同他们一同上榜的还包括怪异的极端主义者以及共和党。在鲁瑟和肯尼迪看来，右翼分子对美国比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更大的危险。

博比·肯尼迪决心将特工们从重要的调查任务中抽出去为肯尼迪政府服务。特工们被指派去搜集新闻界发表的不利于肯尼迪总统的评论；那些说出他们想法的人会被传唤到政府官员那里遭到严厉斥责。新闻界对调查局的这种探听行为非常愤怒，于是贬损联邦调查局的种种传闻就从司法部流传了出来。

胡佛和博比·肯尼迪曾就一件事情斗得非常激烈。司法部长要将联邦调查局特工从调查局抽调到他的任务小组里去调查犯罪集团。胡佛同意和任务小组的检察官紧密合作，但坚持他的特工必须由分局主管指挥。肯尼迪在将消息透露给新闻媒体时扭曲了这一说法。记者得到的说法是联邦调查局不相信犯罪团伙真的存在，就算真的有联邦调查局也不想接手这类案件，因为那会降低它在破获较简单的案件上的出色成绩。

为应付肯尼迪的攻击，胡佛在总部成立了特别调查部，任命考特尼·A。埃文斯为负责人。埃文斯担任美国参议院劳工委员会的首席律师时，曾与博比·肯尼迪有过工作联系。胡佛知道肯尼迪信任埃文斯，就让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长的联络工作。埃文斯不得不尽力伺候两位主人。当局面变得难以维持时，埃文斯对我说：“昨晚，我告诉家人自己肯定会被解雇，但不知道是被胡佛还是肯尼迪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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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肯尼迪内阁较量（2）

在电话窃听和电子监视这一敏感问题上，埃文斯不断往返于胡佛和肯尼迪之间。这位司法部长一直在国会游说，要对国内税收案和其他未详细说明的“严重”犯罪行为无限制地运用这些设备。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人支持这一观点，可胡佛认为应当谨慎使用窃听装置。为了不让自己和调查局因使用窃听装置而受影响，胡佛一直都让司法部长对所有的监听行动完全知情，并将他的许可详细记录下来（比如我向肯尼迪展示我们在堪萨斯市的窃听行动）。

在博比·肯尼迪离开司法部成为美国参议员后，胡佛这种做法的聪明之处就显现出来了。时代变了，参议员肯尼迪反过来开始领导一场反窃听斗争了。肯尼迪任司法部长时的一起联邦调查局窃听案在1966年被曝光，可他却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