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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擢升为其上级的两个月之后，沙利文给胡佛写了一封信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与失望。他这样做，无意之中向胡佛提供了让其退休的充分理由。胡佛叫我进去读沙利文的信，我被那刻毒的语气和凌乱的内容惊呆了。沙利文自己动手打字，然后将这封满纸荒唐语和污迹的信提交上去。胡佛那天又把我叫去：“我把信交给司法部长。他告诉我，除了将沙利文免职外，我别无选择，那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1971年9月3日，胡佛给沙利文写了一封正式函件：“休完法定年假后递交你的退休申请。”他随后任命主管综合调查处的助理局长阿历克斯·罗森接替沙利文的职务，任最高情报主管。沙利文没有做出回应但休了年假，我们对事情的进一步发展都拭目以待。

随着戏剧的鸣锣开场，我提出了一个取代其盟友布伦南的办法，布伦南当时任助理局长负责国内情报工作。白宫想让布伦南负责调查埃尔斯伯格案，我于是向胡佛建议，何不再安排他一直负责那个案子呢？胡佛仔细想了想就同意了。他也赞同我用爱德华·米勒来接替布伦南的建议，米勒因而成为监察处的一号人物。米勒曾在我手下工作，有着与我相同的任职经历，我能担保他的工作能力。

沙利文走得并不平静。在他休年假的数天之前，我获悉他个人持有一些与联邦调查局替白宫安装窃听器有关的文件。这些秘密文件从未编入索引存档，只有沙利文和他的几名亲信知道其所有详细情况。

这些窃听器后来就成为人所共知的“基辛格窃听案”，但在百般抵赖和相互指责的大气候里，不可能在白宫里确定其责任人。亨利·基辛格当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那些窃听器被用在他那涉嫌泄露秘密的工作人员和涉嫌接收秘密的新闻记者身上。

知道了这些敏感文件后，我就向胡佛征求意见，他告诉我要将文件从沙利文那里取来保存在我的办公室。但这些文件却不知去向。我要求米勒与一名值得信赖的助手托马斯·J．史密斯一道搜寻所有文件，除了沙利文的办公室，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其他可疑之处都不要放过。但他们一无所获。作为一项安全防范措施，我命令给这些档案室更换密码锁，这导致新闻报道称，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发现自己被锁在了办公室外边。

米勒和史密斯搜查了整个国内情报处，最后发现六个塞满联邦调查局机密调查材料的文件柜。这些文件柜放在布伦南的办公室里，全部标上了“沙利文——私人物品”的字样。但文件柜当中都没有窃听文件，柜内材料随后按常规文件被归档。

清除联邦调查局的背叛者（3）

9月的最后一周，当沙利文休完年假回来时，他发现罗森占据着他的办公室。然而，他并没有打算要退休，胡佛于是在9月30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沙利文他已被解除一切职务，在其申请退休之前将处于休年假状态。沙利文这次屈服了，于10月6日递交了退休申请。

当我就失踪文件当面质询沙利文时，他说已将它们交给了布伦南，因为按照指示，这些文件应转交给司法部副部长罗伯特·马迪安。布伦南证实了这种说法，但否认知道文件内容。然而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所说的话。

与此同时，沙利文也在清理个人物品。他刻意留下一件物品：他那约翰·埃德加·胡佛亲笔签名的照片。我们不让他进到那些锁着的档案室里去，他显得焦躁而不安。我们现在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房间里有写给马丁·路德·金的所谓自杀恐吓信的惟一副本。

沙利文的最后时光是令人难忘的。联邦调查局官员很高兴能见到他的离去，却又担心他会如何攻击联邦调查局。我斥责他是一名“犹大”，他就向我挑起了一场拳架。他像一个蓄势进攻的小公鸡，我想他是真的想与我打一架，我于是接受了他的挑战，尽管我的块头要大他一半。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向胡佛汇报了这些新情况，他静默了半天，最后缓缓地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我做的最大错事就是提拔了沙利文。”他随后转过身，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我离开了，让他单独想想事情。

我继续追查窃听文件失踪案。我的调查小组获悉那些窃听器是应基辛格的要求安装的。他矢口否认那是他的主意，但档案表明他曾于1969年5月9日三次从佛罗里达的基·比斯坎湾给胡佛打电话，而第一个窃听器就用在莫顿·霍尔珀林身上，他是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助手，涉嫌向《纽约时报》泄露秘密。

随后受到窃听的有赫尔姆特·索南费尔德、丹尼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