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3/4 页)

暴力与颠覆活动。这一线索一直被错过，直至1972年3月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位年轻聪明的记者卡尔·斯特恩提出了一个正式请求，要求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的规定查阅联邦调查局所有与“反谍计划—新左派”相关的文件。当斯特恩的请求遭到拒绝时，根据该法案中的某些豁免条款，他向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裁定那些文件应当供其查阅。这就打开了决堤之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20世纪60年代：激进分子的进攻（4）

媒体对主要涉及新左派和极端主义者秘密团体的材料高度关注，却对有关联邦调查局打击三K党和其他极右组织的文件视而不见。公众便有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反谍计划”只是为了打击左翼分子的政治活动，而不是政治派别两极的暴力活动。

彻查米堤亚窃案并找出案犯的工作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联邦调查局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却不能在法庭上为该案提供佐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案犯那饱受媒体折磨的伙伴与同情者不愿多谈。但频频曝光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左翼分子集团。被盗文件的选择性和大范围出版损害了联邦调查局在许多美国人心中的形象，而这种损害可能会是永久性的。

窃听，还是不窃听（1）

联邦调查局的公众声誉一路下滑，而就在此时，它在华盛顿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攻击。在1969年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内部，一个白宫－司法部阴谋集团致力于将联邦调查局变成那些权势人物手中的政治工具。就在新左派和媒体抨击联邦调查局践踏公民权利时，为了让联邦调查局忠于它一贯的准则，为了使其坚持本该让公民自由论者心悦诚服的运作规程，胡佛却正在奋力而战。由于他坚定的原则性立场，使得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助手们组建了非正式的“水管工”小组，来处理联邦调查局不得插手的政治情报任务。这项举措导致霍华德·亨特和戈登·利迪将秘密间谍活动作为一种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去运用，并间接导致了“水门事件”的发生。

胡佛始终支持尊重美国《权利法案》的调查手法。1936年，他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召见并受命调查共产党和纳粹组织，他当时坚持了相同的立场。当胡佛抗辩称自己无权从事国内情报搜集时，总统就找出了一条可由国务卿批准进行这种活动的联邦法令。国务卿康德尔·赫尔被召到总统办公室，当着胡佛的面签署了他的授权书，该书随后保存在白宫的保险柜中。1939年9月6日，罗斯福总统发布声明：

应本人要求，司法部长指示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负责有关间谍、阴谋破坏和违反中立法条款事宜的调查工作。

该任务必须以国家为基础，以全面而有效的方式进行，所有情报都必须仔细甄别和进行相关性分析，以避免造成混乱和责任不明。

为此，我要求美国所有警官、治安官和所有其他执法人员立即将所有涉及间谍、反间谍、颠覆活动和违反中立法的情报就近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代表。

这些指示后来曾被后任总统们差不多逐字逐句地宣读过。

联邦调查局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令德国人的情报组织瘫痪。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努力，日本人在美国的活动几乎绝迹。但在战争结束之前，胡佛已察觉到一些间谍和那些同情我们苏联盟国者的活动。这种“友善的”关注直指美国的核能力。苏联特务偷走了我们的核机密和我们尖端的近发引信的详细技术资料，更不用提其他各种各样的军事情报了。

《史密斯法案》（1940）的条款首先被用于打击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托派分子），而其他一些法规则扩大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权限。《史密斯法案》禁止教唆和鼓吹通过武力或暴力或阴谋来颠覆或破坏美国政府或州、领地政府或其他实体。该法案未提及外力介入情况。

约翰·埃德加·胡佛1945年向杜鲁门总统转交情报，揭露共产主义者渗透到美国政府最高层的手法，他们意图在进行间谍活动的同时阻止或误导美国政策。政府雇员的忠诚计划也大幅增加了联邦调查局的新的调查负担。

由于得到了行政和立法部门全方位的资讯配合与鼓励，并在美国人民强力支持下，联邦调查局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都在进行国内情报工作。但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政府在该领域的恰当作用问题开始出现。无数暴力和革命组织开始形成，湮没了在国际和国内采取行动打击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差别。

最高法院1954年裁决反隔离化之后，民权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