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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谈判代表们自然无法取得超出最小预期以上的成果。

我给助理局长伊万·康拉德打去电话。他负责联邦调查局实验室，掌管测谎设备并训练设备操作人员。七年以前，为回应民权自由主义者的高调吁请，胡佛下令禁止使用测谎仪，康拉德那时感到非常失望。和联邦调查局的许多人一样，康拉德对这种仪器极具信心。尽管不能达到百分之百准确，但它有助于排除无辜者，让我们把精力集中在那些读数可疑和拒绝测试的人身上。

我告诉他要重新使用测谎仪时，康拉德显得很是烦躁。“马克，”他说，“我们的确没法用了。我们的设备放在匡恩提科仓库落满灰尘，操作人员七年来从没用过。这可真是个糟糕透顶的错误。”

白宫的硬式棒球（3）

“伊万，”我告诉他，“我们无论如何得用上它。开始行动吧，把机器弄回华盛顿，再挑选最好的操作人员过来。我们最早明天就得做些测试，星期一时就要准备全力以赴了。老板说总统烦透了。”

在我赶到白宫之前，几台机器已被擦拭干净，并从匡恩提科启运，正在运送途中。此外，康拉德设法从纽约市警察局借到一些设备，由该局用联邦调查局的车辆送到华盛顿。

我是第一个赶到白宫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我当时大概是这么想的。有个秃头的矮小男人，穿着工作服和一双弄脏的网球鞋，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地摆放椅子，我把他当成了一名清洁工。结果这人却是罗伯特·马迪安，他在接到参加会议的指示之前就已到了网球场。

埃吉尔·巴德·克罗主持会议。其他与会者有白宫人员戴维·R．扬（他看上去是在辅助克罗）、亚历山大·黑格将军（当时任基辛格的副手）、霍华德·亨特（一个莫可名状的人物，其所谈所言实际上是空洞无物）和国防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两名代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尽管我在电话中曾与马迪安有过交谈。

克罗阐明了总统对日益严重的泄露国防机密问题的关切。比彻有篇文章于1971年5月9日被刊登出来，报道了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引发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并导致基辛格开始实施电话窃听。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公开五角大楼被盗文件，这些文件至少可让他国破译美国的外交密码。

根据克罗的说法，主要嫌疑人是国防部的一位战略武器专家，此人平时在一所重点大学工作，目前正在休假。据了解，他最近与比彻有过接触。我们得知，当天下午五角大楼将派人搜查嫌犯的办公室，根据事先安排，联邦调查局将对他进行一次测谎仪测试。马迪安当时极力要求进行电话窃听。我指出，我们首先应根据《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案》之规定取得法院同意。但马迪安对此不屑一顾，说该法案仅仅适用于有组织犯罪。他是错的，但他并不愿意听取实际情况。

克罗告诉我，他将随时了解测谎仪的使用情况。我后来得知，会议休会后，克罗立刻向总统和约翰·埃利希曼报告：“我们从国防部找到一个人，根据黑格的说法，他就是现在的主要嫌疑人。他有权接近那份文件，而且明显地，其观点与比彻文章中所反映的非常相似。我觉得在进行拉网式测谎之前，我们应该从他和那些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身上入手。”

“给他测谎！”总统命令道，“我想现在就得干，在国务院、国防部等等部门测上四五百人，我们准能立刻吓住那些狗杂种。”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我接到克罗的一个措辞简短的电话。“我们决定由中央情报局来处理测谎面试。”他说道，并对给联邦调查造成的麻烦表示了歉意。显然，约翰·埃利希曼是想惩罚联邦调查局，因为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并不愿意介入“水管工”后来所承担的工作。克罗显得很尴尬，但他并不知道，对于这种靠边站的待遇，联邦调查局更多地是感到轻松，而不是愤怒。我马上给局长打电话，告诉他白宫的态度转变。他谢谢我给他打去电话，别无多言。我相信他也是感到轻松的。

这件事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找出武器谈判的泄密源头，克罗进行了全面调查。中央情报局对嫌疑人进行了测谎鉴定，但其结果并不是决定性的。根据总统的命令，调查范围扩大到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其他人头上。中央情报局进行了这次调查，而所有的测谎仪测试的结果都不具有决定性。由于“缺乏合作”，我得罪了白宫和司法部的一些权势人物。

1971年8月19日下午六点四十五分，正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我接到了局长的又一个电话。“费尔特，”他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