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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工人自然不欢迎。

兰州化肥厂徐永春工长介绍他们厂学大庆的经验时说：以前我们学习大庆那样建立交接班制度，处处严格要求，但是由于人的思想没有跟上，收效不大，“严格要求”变成了互相挑剔，甚至影响到工人之间的团结。后来我们体会到，人的思想没有革命化，光是要求严格，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于是，我们便着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还轮流把班组长送到兰州炼油厂，学先进找差距。这样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收效就比较大。过去我们厂的设备状况不很好，影响生产计划的完成，现在设备的完好率大大提高，生产计划也完成得比较好。

新疆莫索湾拖拉机修配厂政委杨培臣发言说：我们开始学大庆时，先学职工宿舍“五条线”，后来体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才是首要的，便从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著作入手。人们思想面貌改变了，出现了许多新气象。在这个基础上再组织文明生产，搞五好设备和工作条理化，树立了严细作风。过去，我们厂因为修理质量不高，一度弄到全年只接到八台拖拉机的修理任务。学大庆以后，修理质量提高了，许多农场都争着把拖拉机送来修。

西北国棉一厂厂长边丰在发言中谈到，企业学大庆，关键在领导。他说：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关键是领导的问题，是企业党委的问题。我们认为，哪里有好领导，哪里都能出“王铁人”。工人都愿意学大庆，都愿意像大庆那样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就看领导得好不好！

边丰还从中国工业发展的道路和方向的高度进一步谈了学大庆的问题，他说：要真正把一个企业办好，非学大庆不可，非走大庆的道路不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既然是方向，就要从上到下目标一致，有一个通盘的规划，不要只是喊一喊，抓一阵，就算了事。石油部系统为什么学大庆学得好呢？是石油部抓得好，抓住不放。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学大庆学得好不好，要上面来负责。责任还在我们自己。但是，要使本系统的企业成为大庆式的企业，领导机关就要学石油部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

玉门石油管理局代局长余群立对此深有同感。他在座谈会上说：群众学大庆的心很切，情绪很高，斗志很旺盛。一个企业学大庆学得好不好，问题在领导方面。大庆的群众路线就贯彻得很好。大庆的岗位责任制从哪里来的？从群众中来的。他们看准了，就一抓到底，抓什么就抓住不放，抓什么就什么成风。玉门很早就搞过巡回检查制，交接班制，但是谁也没有把它当成基层建设的根本问题抓住不放。因此，起来了，又下去了。

余群立还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角度谈了学大庆的体会。他说：大庆的干部有很多都是从玉门去的。到了大庆以后，他们生龙活虎，办法很多，水平很高，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庆的领导干部很注意用毛泽东思想去启发干部的思路，使人开窍，敢于破旧，敢于立新。我们对干部常常是把住不放，把许多活事都办死了。大庆对干部的批评也很严，有时批评得你满头大汗。但是，被批评的人口服心服。为什么呢？因为大庆领导干部很了解人，批评的是地方，能够激发人的干劲。要把大庆的这些领导方法、领导艺术学到手，需要我们狠下功夫。

第六章　把亏损丢进富春江

经过两年的宣传推动，到1966年上半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纸上关于大庆经验的报道越来越多。尽管当时我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中“左”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刚刚兴起的工业学大庆运动。但是，从总体上看，初期的工业学大庆运动对于调动工业交通企业领导和广大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对于各地狠抓企业管理，提高劳动效率和工作效率，严把产品质量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66年1月27日至3月5日，由国家经济委员会、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提名，推荐出70个大庆式先进单位。会议认为，这70个单位，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先进单位的代表，是全国工业交通企业的学习榜样。

这一批大庆式先进单位当中，有全国闻名的大庆油田；有襄樊棉织厂、潞安硬设备局石圪节煤厂、兰州炼油厂、湖南橡胶厂、上海嘉丰棉纺织厂等5个在1963年受到国家经委表扬的勤俭办企业的先进单位；有中央工业交通各部所属的企业，也有各省、市、自治区所属的企业；有冶金、化工、煤炭、石油、电力、建筑材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