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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伏尔泰还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以此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

此外，传教活动和通商，也使中国的艺术同时流入法国。17、18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饰艺术的中心。但与路易十四专制王权相适应，法国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免刻板和形式化。路易十四驾崩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摆脱专制王权束缚，在艺术上倡导个性解放，于是，罗可可风格应运而生。然而，与其说罗可可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不如说是借鉴了中国艺术。随着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流入，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以致供不应求。一些精明的法国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装饰的模仿，促进了明快、轻灵、生动、自然、幽雅、精致、纤巧的罗可可风格的形成。

回顾300多年中法交流历史，17、18世纪的确是双方文化交流史上最光辉的一页。然而，随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与封建的中国在文化认同上出现巨大的差距，加上当时中国统治者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法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今天想起来甚感惋惜。如果当年大清帝国不采取自我封闭的政策，而是改革开放，中法关系可能还要好。因此，真正意义上中法的大规模交往，也只能等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

从马尔罗到佩雷菲特

稍年长一点的读者可能都知道安德烈·马尔罗，他是20世纪法国重要的作家和反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抵抗战士，曾担任戴高乐总统的文化部长，在法国家喻户晓。在20世纪的上半叶，法国人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与马尔罗通过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用自己的笔触，向法国人民讲述一个个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故事分不开。

1933年，年轻的马尔罗在《新法兰西评论》杂志上连载其长篇小说《人类的命运》，介绍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变。此书以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通过描写几个出身不同、国籍不同、观点不同的人物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的经历，探讨“人类的命运”这个重大课题。《人类的命运》刚问世，立刻引起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强烈反响。各家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文章，读者竞相购阅，每加印一次，很快又销售一空，以致在短短的时间内，书店的橱窗便摆出第25次印刷本！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获得该年度法国重要的文学奖——龚古尔奖，并被列入“20世纪的经典著作”，　马尔罗也因此一跃而跨入“法国一流大作家”的行列。

该书的情节大致是：　1927年3月，蒋介石以南昌为中心，加紧策划反革命活动。在周恩来等领导下，上海工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为了筹集武器，父母早亡的青年知识分子陈大欧暗杀了一个军火商，从他身上搜出一份预定交给政府军的一批武器合同。由陈大欧、*中央委派的代表混血儿乔·吉佐尔、曾参加过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人卡托夫和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的德国人海默里希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在海上截获了这批武器。总*和武装起义爆发了，这几位革命者分别率领工人民兵和纠察队投入英勇的战斗，配合北伐军解放了上海。在起义工人节节胜利的同时，面临破产威胁的帝国主义财团与国内反动势力加紧进行勾结，由法国商会会长费拉尔出面，秘密会见了蒋介石的特使，要求蒋派兵*起义，并答应给予财政资助。蒋介石到达上海，一面调集嫡系部队控制该城。一面组织流氓打手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内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一味妥协退让，表示愿意交出工人武装。在这危急关头，陈大欧和乔·吉佐尔毅然前往武汉，去找第三国际代表团。但共产国际的代表沃洛金以革命力量薄弱，且缺少武器为由，主张在上海要与蒋介石协调一致，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可以把武器交出去。乔和陈非但没得到这位代表的支持，反而受了一顿训斥，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抵制他的错误指示。返回上海后，陈大欧单独行动，抱着炸弹冲向蒋介石的卧车，适逢蒋不在车中，陈行刺未成，被警察当场打死。不久，在蒋介石掀起的惨绝人寰的*中，卡托夫和乔·吉佐尔亦先后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和诱降，乔坚贞不屈，在狱中服毒自杀。卡托夫被敌人活活烧死。乔的妻子梅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后，东渡日本，然后经海参崴到莫斯科，以继承她丈夫未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