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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院》，表现出其强烈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1848年“二月革命”开始时，雨果已成为坚定的共和党人，并当选为制宪会议的成员，成为法国国民议会中社会*左派的领袖。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雨果立即发表宣言进行反抗，不幸失败，被迫逃亡到布鲁塞尔。在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期间，雨果始终未放弃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斗争，并坚持写作，完成了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年）和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1872年）。1885年5月22日，雨果在巴黎病逝。

雨果几乎成了法兰西文学的象征。《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这两部世界文学名著，在我国拥有众多的读者，我们从上述两部巨著中认识了雨果伟大的人文思想和追随时代步伐前进的一生。与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等世界级大作家相比，雨果不仅其作品思想深邃，更难得的是对中国人民的命运所表现出的极大同情。读者朋友一定还会记得我们中学所学的课文，雨果1861年11月25日写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大义凛然，对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罪行进行谴责，并倾情讴歌圆明园在人类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艺术价值。雨果是这样回答那位自鸣得意的巴特勒上尉的：

“……从前在世界的一方有个奇迹：　这个世界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种原则：　一种是构思，它产生了欧洲艺术，另一种是想像，它产生了东方艺术。圆明园是属于想像的艺术……就像月宫里的一座建筑物，那就是圆明园……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两个胜利者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一个胜利者装满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另一个见了，也把一个个保险箱装满。于是，他们手挽手笑着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但是我抗议。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申明：　统治者所犯的罪行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误；政府有时是强盗，但人民永远不会作强盗。法兰西帝国侵占了这次胜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我希望，铲除污垢后解放了的法兰西把这些赃物归还给被掠夺过的中国的那一天将会到来……”

在贝藏松，每天中午城里的商店打烊时分，我会循着杜河潺潺流水，遐想着雨果童年的身影。（1991年11月）在中国人民受到欺侮和屈辱的时候，雨果代表世界的正义和人类的良知，与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信中的字字句句，都说到了中国人民的心坎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雨果在中国读者心目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而雨果之所以仗义执言，除其作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外，还在于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中国文化的由衷热爱。在其长篇小说《笑面人》中，他是这样写的：“中国在发明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　印刷术，大炮，气球，麻醉药，都是他们先有的”。雨果这种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后来在我调到巴黎工作后参观其位于巴黎孚日广场的故居时得到进一步证实。那是一个我常常带中国代表团参观的地方，是雨果生前居住的一栋小楼。在小楼三层，我惊奇地发现雨果将自己最大的会客室称作“中国客厅”（Salon　chinois），里面整整一组“中国题材画”（Chinoiseries），包括19幅铅笔画、钢笔画和38幅“烙画”，共57幅图。其中一幅《热情洋溢的中国人》还是雨果自己画的。画中人物，尤其是那条甩得高高的辫子，神采奕奕，十分传神。

风情万种话外省（2）

来到巴黎后，我真的发现贝藏松太小太小，它几乎只有巴黎一个区大，相形于我所去过的法国其他大城市，它还是显得过小，但它又是那么充满魅力和人文气息，在我脑海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中午时分，城里的商店职工都要回家用餐，所有店铺都关门，如同我孩提时的家乡古镇，大人将此称作“打烊”。我记得打烊时分，我会独自一个人漫步在杜河边，思绪万千，看流水潺潺，而历史就像这杜河的水，日日流淌，却天天不同。我想，巴黎是雨果创作的源泉，巴黎因雨果而扬名，但雨果是从贝藏松走出来的，是喝着这杜河水长大的。是贝藏松的雨果给巴黎和法兰西奉献了一代文豪。

我在斯特拉斯堡当领事

斯特拉斯堡是法德边境的重镇，我对这座城市的兴趣，如同我对法语学习一样都源于都德的小说《最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