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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又干了起来。队里的同志们都背地里叫他“老八路”。可当面谁也不敢叫，当面只能叫卢队长，最多是叫卢头儿。因为他的面孔总是严肃的，他是一个典型的外冷内热型的性格。

就在那次总结大会期间，局领导特别问起了关于张文光和杨志和的入党问题。他说：“老卢呵，我们一定要积极地发展这样的好同志，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说：“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一是要清楚，历史要清楚，二是不苛求，不要苛求人家的小毛病。”卢队长说：“考虑了，杨志和已经准备添表了，可是张文光我想还得再调查一下。我看过他的档案，表格最多、说明材料最多的就是他。可就是有一段衔接不上，我专门和他谈过他的那段历史，他也积极配合，提供了有关的证明人。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柳华，他是个中学校长，回函说他半年前因为得了肝癌去世了。再一个是魏世成，外调信发出去就不见回音。我想派两个同志专门去调查一下，弄清楚，无论对组织还是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根据他自己说的那些情况，估计是没什么问题。可就是找不到第一手的证明人。”

“那好，你就抓紧吧。关系到人的一生，应该有一个了结才对。”局长说。

卢队长的意见在局长那里得到了认可，他决定让两个细心的同志去外调。而且他还干脆就在局里开好了外调的介绍信，为的是用局里的介绍信出去显得力量更大、更好办事。

卢队长回到队里的第二天，两个外调的同志就出发了。他们先是到了柳华校长的学校，接待的人说：“校长去世了。”一句话，接待完毕。这二位也不含糊，突发奇想，说是要看一看柳华校长的档案，看看里面有没有关于张文光的材料。经过他们好说歹说，校方决定派一位同志和他们一起拿着学校再开的证明到教育局去查看柳华校长的档案。让他们惊喜的是在柳华校长的档案里居然真就找出了一些有关张文光的材料，有他填写的几份调查表格，有关于他的鉴定材料，有他提交的入党申请书等。他的鉴定材料写得非常好，是柳华校长亲笔写的。他们想从管理档案的女同志那里听到合理的解释，可是她说她也不知道，她是新接手的。她说，原来在这里的同志交接的时候告诉她解放以前的材料和解放以后的材料应该分开放，柳校长虽然是解放后去世的，但是他的事迹主要在解放前，所以归于解放前那边。至于你们说的这位张同志的材料我想大概也因为是解放前的，又因为和柳校长同在一个学校，所以就归在一起了。这种解释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不管怎么说，还是有收获的，而且收获不小。经过一番交涉，允许他们在登记、封装后把有关张文光的材料带走。他们感觉不虚此行。下一步，就是找魏世成了。

找魏世成可是费了大力气了。幸亏他们拿的是局里开的介绍信，才能从这个部队到那个部队地找来找去。也是那些刚从教育局得到的材料提供了线索，他们才从地方找到了部队。因为部队番号也改变了，他们从东北找到河北，又从河北找到江苏，真是一路辛苦，这是他们在临出来时所料不及的。但是他们终于在江苏找到了魏世成的一个战友，算是找到真人了。这位战友说，1948年，魏世成在一次和国民党部队的遭遇战中不幸牺牲了。他说当时他就和魏世成在一起，他是眼看着战友魏世成中弹倒下的。这位魏世成的战友说话时眼里充满了泪花。能不能再次出现奇迹呢？他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在魏世成的这位战友的指引下，找到有关部门，查看了魏世成的档案，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只是看到了魏世成从地方转入部队时填写的一张表格和一张任命他为工委书记的文件，再就是牺牲说明和对家庭抚慰的记录。他们历时一个月，走了几千里路程，带着一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材料回到了队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才是劳民伤财，劳而无功。可是，卢队长还是表扬了他们的认真态度和吃苦精神。并且叮嘱他们要注意保密，不要向无关的人随便乱说。

祸不单行

常言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这当然是一句旧话。可是，用在现在的干部调动上也差不多。地质队的领导调来调去是家常便饭。卢队长在几个月之后就被调到局里任职了，他在临走之前和张文光商谈了关于扩大找矿范围的事，以便于下一步调动队伍。他还特别说起了柳校长对他的评价，对他大加赞赏。那个时候的中国，农村搞合作化，城里搞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朝鲜战场又传来了停战的消息，政治空气很是浓烈。张文光只想帮助组织尽快找到能证明自己在日本投降以前那几年的工作的人，他不图有什么功劳，只求别出什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