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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乡民与教民冲突，酿成巨案，袁世凯新建陆军一万多人开往山东。其间，各地民变有增无减。1895至1903年，各地反抗清廷的大大小小起义，由农民、市民、游民、江湖好汉组成，从几百人、千余人、几千人到上万人的起义，就有数万起之多。譬如1900年，四川邛州反洋教斗争，浙江农民攻打江山、常山，诸暨四千农民反抗教会，江西饶州民众捣毁耶稣堂，河南泌阳、桐柏、武安、涉县、安阳等地武装反抗教会，福建南平农民起义……1901年广西游民万余人起义，四川资阳千余人武装抗教，湖南邵阳哥老会组大汉军抗清，广西农民进攻贵州兴义……

辛亥革命前十几年或二三十年的时段，可谓民变蜂起的时代。在这期间，民变以万甚至是十数万为单位。民众因为生存的极度恶化，一旦起事，往往玉石俱焚，那可不是腐儒的攻击可以解脱的。

久为专制摧残的国民，首先是怕事，也不管怕的是什么事，一概都怕。一代代怕下去，渐次在基因里面深深潜伏，各自练就比赛谁更能忍的功夫，也就是比谁更能装孙子。子子孙孙装下去，精神面目严重扭曲，所以古人感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感慨凤凰已散，苍蝇乱飞。

然后是窥视机会，一旦发生大规模动荡，则群起鼓噪，杀人越货，无所不用其极。

到了爆发点，源自严酷的生存现实，*、掠夺、*，各地民众因生存困境而鼎沸，因逼上梁山奋起反抗，这种不可控的恶性烧杀，武装*，对政权是冲击，对民间是内耗。

相比之下，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清晰，个人暗杀则是定点清除，其心最仁，其术最高明。

到了晚清大规模民变的时代，每一次民变的叠加，在对社会冲击的总量上绝不下于太平天国。那是一块硕大的被仇恨笼罩的土地。流血漂杵，死人如麻，哀鸿遍野，转徙沟壑。

民变既对朝廷形成冲突，也在地方最细微的基层冲突，到处打得天昏地暗，任何冲突的一方都有充分理由把对方消灭一千次，尚不能解心头之恨。

这是民族莫大的耻辱和悲哀。上帝要让谁经历死亡和苦难，就会让魔鬼到那里去播撒仇恨，让他们疯狂。这个魔鬼，说穿了就是一个*心理变态，权欲心理失衡，行为准则无常的丑陋老太婆。

受意识形态严重束缚的慈禧，几乎拿不出任何办法，排解这些岌岌可危的“政治炸药包”。稍不当心，就会火山爆发，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政治危机演变成社会动荡，以致社会变革的概率，正在与日俱增。

*朝廷不太怕民变，怕有势力的人变。

民变不闹到太平天国那样的规模，他们似乎不大惧怕。

但他们知道一旦利益集团里有人牵头来做推翻他们的事情，他们的灭亡为期就更近了。

慈禧把国家利益朝着利益集团倾斜，这也是亲贵集团拼命反对改良的基本原因，别说是变革的事了。

至于同盟会反对利益集团*执政，并非与清廷单个的大员有多少私仇家恨，只是*的丧失和被亵渎，才导致革命党人不得不走上武装抗暴的道路。

一个利益唯上的昏暴统治集团，绝对不妥协，丧失人性，或将人民引向暴力反抗的极端，至于人民忍受的底线到什么程度，决定于这个民族的素质。

显然，战胜清廷这样一个集团不是上书、磕头、拜求所能办得到的。

还需要更加准确的政治路数作为大的环境，然后注入具体的政治谋略，方能具备最起码的条件来完成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党人的奋起狙击，实施定点清除，这是流氓当局最惧怕之事。暴力和非暴力反抗都是人民在反抗暴力统治中可以采取的方法。那种绝对强调暴力和非暴力的极端都是非理性的，至于应该采取何种抗暴方式，则应决定于时、地及本身的处境，统治者妥协的程度等等。

改良派只是普通的抗争，他们这样下去，永远没有形成对清廷的威慑，还谈什么大智慧，岂不贻笑大方？*奴役国人，那是没有底线，可反对派是做什么的？反对派的智慧都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只会写文章骂娘吗？

民变的加剧，不能只谴责老百姓喜欢闹事，也不能仅谓国人较他国更喜欢以犯罪方式获得财产。晚清地方的大乱，只能说，权贵经济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清廷对列强的苟且使民间生存极度恶化，高度专权而僵死的政治背后，是难以想象的非人的民间生存。晚清的内忧外患，非设身处地，难以想象那种惨况。就算最下层末梢的，那些为官僚们不屑的领域，可以放任底层民众去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