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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沅并非一个多么清廉的人，他乃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殿试第一、状元及第。为人文采是极好的，做人也很是圆滑，为了以证清廉他特意离京时就公告，到了却“不宜违诸公之意”的参加了洗尘宴，摆的姿态就很明确：明面上你们都别乱动，私下里我也不会不近人情。

毕沅从翰林院修撰做起，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安肃道道员、陕西按察使、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到如今的两广总督，其中有起有落曾从一品降为三品，就是因为在任陕西布政使时整压甘肃内乱，甘肃的一些州县谎报灾情、冒领济粮，他未据实参奏。

所谓的别人谎报灾情我未据实参奏其中猫腻很大，说白了他定在其中收受好处若干。因此乾隆皇帝让他自行定罪时，他自请罚俸五万两白银，被降了级，却仍官居原职。

说道罚俸，这五万两明显又是个破绽，乾隆朝一品大员年俸不过180两银子，加上甘肃一地布政使的养廉银子7000两不过也就一年7180两而已。毕沅早几年做得是京官，那可是只有年金没有养廉的，直到外放陕西按察使才开始有一年4000的养廉银子。然而无论是四千还是七千都是账面上的，实际养廉银子层层克扣下到手里绝对没那么多。因此毕沅做到出事罚俸时按道理能有个三四万的身家就不错，竟然能毫不肉疼的随意拿出五万两罚俸银？说出去谁信啊？也就皇帝老儿信

乾隆皇帝本人就很喜欢罚俸养廉银子，因为罚了的钱那不是进国库而是进内库的，于是乎很多原本应该参罪的大臣往往出了事都以自请罚俸了事。对于罚了银子的官员则一般都会网开一面啦，小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得了，比如小贪小污之类。

扯远了，我们再回到毕沅这位沽名钓誉的文人大臣抵达广州当日，参加完了同僚下属的洗尘宴，他便开始秉烛夜书禁烟事项，以示对皇上委派差事的重视。

第二天，总督府衙门口贴出了火热出炉的《禁烟通告》，通告先从内部人开刀，提出了几条最新政令。

首先是搜查，广州自即日开始举行鸦片大搜查行动，官府分批分次搜查百姓家，百姓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搜查，凡搜查出鸦片和烟具的，则罚没家产等等。

其次是举报，欢迎大家互相举报，举报有奖，下级可以举报上级，上级倒了举报成功者则可越级提拔……

最后是连坐，亲属连坐和近邻连坐，若有人对邻居和亲属抽鸦片不举报的，则查出一家连坐五服。

于是乎广州一时间被搅的乌烟瘴气，一个月不到就查获烟膏五十万两、烟枪三万余根，抓获吸鸦片和贩卖鸦片者三千余人。

广州府牢狱人满为患，至于其中多少是真烟贩多少是交不起免灾银子的人那就无从得知，有人公报私仇相互诽谤、有人窥视他人财富恶意造谣，反正不少人在鸦片大搜查行动中发了财升了官肥了自己。

第二个月，毕大人接着将矛头指向了十三行，指责他们里通外国，以鸦片毒害本国人民骗取皇上的银子。

这个帽子扣的可不小，十三行的人的的确确多少都参与过鸦片走私行当，但是若论大头，那绝对不是他们，毕竟他们都是明面上的行商，而鸦片是不可能公开销售的。可如今毕大人既然将板子打在了他们的身上，作为地位低下的商行也无处伸冤，于是不少识相的商行就私下里表示愿意缴纳“罚金”以赎罪。

毕大人将他们教训了一顿，紧接着表示光有赎金还不够，他们必须立刻向洋商们再次申明鸦片贸易的违法性质，并令洋商缴出所运鸦片，否则抄产入官不说，本大人还要你们的脑袋

这下子十三行的人怕了，他们很悲愤，你说这叫什么事吧？要洋商缴出鸦片，却拿自己十三行的人做人质，不缴鸦片不是杀洋商的头，而是抄十三行的家杀十三行的头？

当然他们此时是无法与毕大人争论的，毕竟大清帝国多少年来的规矩就是这样，不跟你讲道理，只讲政策。

政令下达必须执行，以三天为期时间相当紧凑。十三行的人立刻找上了洋商夷人馆，传达了皇帝代言人毕大人的意思。

实际上毕大人来广州查鸦片的事早就连洋商都知道了，清帝国的交通委实不方便，从毕大人离京到抵达广州，足足走了三个月，该知道的人早就知道了，而且不但知道还做好了准备。

在洋商们看来，无论是毕大人还是需大人，那都是大清朝的大人，大清朝的大人骨子里都是要钱的，所谓没什么钱办不得的事。

他们已经为大清朝的各级官员们都定了个标准价，一品大员多少银子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