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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能够轻易　被击败的对手。

杜鲁门对埃德加？胡佛的担心一直在困扰着他，这是毫无疑问的。“如　果我能够阻止（这事情），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内务人民委员会（苏联秘密警

察）或盖世太保。”他在写给贝丝的私人信件中说，“埃德加？胡佛的组织　将会给一种公民间谍系统的建立开一个好头。这绝对不行？？”

多年后，当忠诚计划的有害影响清楚地显露出来时，杜鲁门在他的回忆　录中只能以站不住脚的理由辩护说，这个计划实施过程中尽可能地做到了“在

当时舆论气候下”的公正。然而，在与朋友的私下谈话中，他承认它是一个　严重的错误。“是的，它太可怕了。”他说。

1947　年　4　月　22　日，参院以　67　票对　23　票的压倒多数同意向希腊和土耳　其提供援助。5　月　9　日，众院像参院一样，以将近　3　比　1

的票数、即　287　票　比　107　票通过了这项法案。5　月　22　日，在格兰德维厄探望他母亲期间，杜鲁

门坐在她小客厅中那张教会家具式的橡木桌旁，签署了这　4　亿美元的一揽子

援助法案。“杜鲁门主义”获得了认可。　尽管它当时似乎是这样，并且在后来的报道中也经常被说成是这样，但

是，杜鲁门主义并非美国政策中的一个突然的激烈的转折，它不过是一个原　则的宣言。它是自波茨坦会议以来一项持续变化的政策的继续，其精髓可以

在凯南的“长电文”及比之更为有力的克利福德—埃尔西报告中找到。甚至　可以说，它起源于波茨坦会议以前艾夫里尔？哈里曼与杜鲁门的首次会晤。

不过，即便如此，杜鲁门主义将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里指导美国的外　交政策，不论其效果是好是坏，也不管艾奇逊和范登堡曾做出过何种保证说

这并非是它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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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忆　1947　和　1948　年的事件时曾说，不可能有比这　更激动人心或更重要的时期了。“我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时期

之一。在那个时期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哈里？杜鲁门和美国拯救了自由世　界。”

其他人也有同感。国务院中一位年轻的经济顾问保罗？尼采在经历了长　期的重要的公共服务生涯后，也反映说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他感到像当时完成

的工作所给予他的那种愉快。迪安？艾奇逊的看法代表了所有这些人，他写　道，他们“参与了创世”。

他们的振奋部分地是来自当时极度紧急的状况。形势发展得很快。杜鲁　门回忆说：“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做事的时间却很少。”计划必须在最短的

时间内构想并阐明，运用想象力，做出决策也是如此，而且还总是要在现实　与政策的无法估量的效果之间权衡轻重。压力始终不减。乔治？埃尔西在回

答日后的批评时说：“你无法坐下来，占用时间来仔细思考，令人作呕地辩　论所有要点。你没有时间。后来的某些人可以坐下来几天、几个星期，并讨

论出怎样能把事情做得不同。这都很好，也很有趣，但却与当时的情况相距　甚远。”

由于期限的压力以及长期的紧张，人们的情绪通常总是很激动。围绕起　草后来成为马歇尔计划的最初报告的斗争是乔治？凯南所遇到的最痛苦的“一

次心智上的煎熬”。凯南与同僚们的一场紧张的辩论形成了他在国务院所经　历的一个受难之夜，以至他不得不离开房间走到屋外，绕着整幢大楼踱步、　哭泣。

此外，他们正在试图做的事情与以往所做的事情不同。他们正在开拓，　世界的形势，正如艾奇逊所说，“对于那些不得不去处理它的人的经验来说，　是全新的”。

在　1947　年春季影响每一个人的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有总统在观点上　的变化，至今这个问题仍吸引着很多人的注意。描写“新”杜鲁门的文章大

量出现，因为这种变化确实引人注目。《纽约时报》报道说，他“情绪高涨”，　整个“华盛顿的政治局面已经改观”。奥尔登？哈奇在《自由》杂志上写道：

总统如今已“完全不同”，“镇静而有力”。“哈里？杜鲁门最近的变化被　各种评论归因于他的新顾问们，或者政治气候的变化，或者他本人性格上的

变化。事实上，这不是变化，而是成长。”《柯里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