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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发兵攻班超(此战起因于班超未理解中亚部族与汉通婚求好的心情而加以拒绝,但并不表示贵霜公开反汉),终为班超所败。贵霜由是大震,并岁奉贡献。贡献什么?无非是“师子、符拨、大鸟卵、璧流璃”之类,这些也仅仅是他们利用中国丝绸与西方交易所得成果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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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5)
东汉安帝元初年间(公元114~119年),疏勒王遣臣磐到贵霜为质子,后在贵霜扶助之下,臣磐返国为王,以后又一直协助汉维持西域各国政治秩序。中亚国际交通的繁荣,与贵霜统治者的政治立场,有很大关系。正是在这种局势之下,担任都护的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出使,可以一路顺风地穿越贵霜与帕西亚,这本身就反映出当时中西交通的状况。
贵霜也继承了通过货币作为贸易媒介的传统。它发行的货币,表现出与东西方世界的密切关系。据研究,贵霜的几乎每一个帝王都发行了自己的铸币,丘就却的钱币极似罗马币,版式、大小、重量几乎全同[119],其后的SrtterMêgas发行的统一铸币,形式上是希腊式,但品质上却又与汉朝铜币相同[120]。阎膏珍时代,初年发行铜币,后期大量发行金币。此时正值东汉重开西域交通,二者之间,应当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单纯以为阎膏珍时代的黄金来自罗马[121],或者进而认为贵霜的钱币主要受罗马的影响[122],并不确实。汉使到西域,“非出币帛不得食”,可见中国使者商人在此地交往贸易,付出的除丝帛外,也有钱币。上述贵霜铜币的品质,仅为一例。
贵霜在经济交往上和政治关系上与中国比较接近,但文化上却较多地反映了西方特点,这也是历史的事实。它的文字,早期是巴克特里亚古语,即东伊朗语的变种,丘就却至阎膏珍时,官方亦采用北印度的佉卢文(见于钱币上)。至公元2世纪中期迦腻色迦以后,又逐渐采用希腊式的吐火罗语。他发行的钱币仿效哈德良时的罗马币[123]。其后,又在北部流行粟特文。而见于铭刻和后期钱币上的是一种错讹颇多的希腊文[124],据信是贵霜文。在这方面,贵霜吸收、调和外来文化的特点,表现得特别充分。
贵霜与中国的历史关系中,另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贵霜之民,原本多是游牧部族,并无宗教信仰。但由于在巴克特里亚故地广泛吸收多种文化的影响,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贵霜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与印度交往密切,所以印度的佛教于此时传入贵霜,在迦腻色迦时代,竟成国教,达到极盛,以至于成了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策源地。有关这一问题,将在第六章中论述。
由此可见,贵霜帝国无论是其历史渊源,还是它的兴起、发展过程,都与中原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汉代对西方开展的交往中,它的地位是不可低估的。
以上是中亚地区各主要国家和部族的社会概貌及其与汉代中西交通的开辟与建设的关系。
从系统的整体来看,在秦汉时期,中亚地区诸城国、部族(包括西北部的康居、粟特等),经济生活多以游牧业为主,即使是公元1世纪已富盛一时的贵霜帝国,也是在许多游牧部族混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们的这一共同特点,使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整个中亚地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两个特性:一是政治上对汉朝中央政权的倾向和依靠性,二是物质、文化上发生广泛的接触和互相影响。他们在政治上对汉朝的倾向性,是由于他们大多没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其“国力”缺乏雄厚的经济力量做后盾,因而易依附其他更强大的社会集团和政权,经常表现出政治上的不稳定。所以在两汉时期的几百年间,这些小的城国和部族,常在汉朝与匈奴之间选择投靠对象,使这一地区政治局势有时显得不够稳定。但由于中原文明的高度进步,已远远超过匈奴,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上,汉代已进入封建社会,而匈奴依然顽固地坚持奴隶制度,对西域各部实行严酷的奴役式的统治和掠夺,遭到西域各族人民的痛恨和各部统治阶层的反对。因此,塔里木盆地周邻大小民族政权,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力图摆脱匈奴的压迫和统治,希望臣属汉朝中央政府的。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职及其建制一俟设立,便威望大增,各城国纷纷依附,遣子质汉,使中华帝国的政治威望,很快延伸到帕米尔高原以远的地方。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和国家,也渴望提高自己较低的文明水准,对于汉朝的军事挺进和政治开拓,是热烈欢迎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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