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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和为贵；欢迎包括李宗仁在内的所有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加强和平解决台湾工作的指示》，并设立了对台工作办公室，有徐冰、罗青长、童小鹏、凌云等参加，周恩来直接领导，李克农、罗瑞卿具体负责。1956年7月，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曹聚仁来北京访问。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会见并宴请曹时，进一步阐发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试探地问周恩来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谈话究竟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说：‘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战争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来合作建设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问题都可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来希望曹将此消息转达给台湾当局。1956年8月14日，曹聚仁在《南洋商报》上发表题为《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总理会见记》的文章，公开报道了周恩来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重要谈话。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对中共的和谈呼吁虽持消极态度，但为了摸清中共的真实意图，也作了一些谨慎的反应。1957年，蒋介石在台北召见当时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示以‘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决定派人赴北京剌探风声，了解中共是否以‘和’呼吁为烟幕而对台湾用武，以便制定相应的对策。蒋介石还提出人选问题，即不拟台湾派出，应在海外选择。许孝炎当即提出三人供蒋介石选择：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最终选择了宋宜山。蒋之所以选定宋宜山，原因有四：第一，宋宜山对国民党一贯‘忠贞’。宋早年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校，后被派往美国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供职。国民党自南京退败时，宋任国民党组织部人事处长，可谓久经考验。第二，国民党退台后，宋任‘立法委员’身份较为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不愿派一名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亲兄弟宋希濂为国民党战犯，当时正在中共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北上万一被人发现，亦可以说是去那儿探亲。第四，宋宜山系湖南人，而当时湖南同乡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也在北京，对话比较方便。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赴北京，当日即会见了唐生明。唐当时是受中共中央统战部委托出面接待的。第三天，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唐生明陪同宋到北京东兴楼饭店用餐。在餐厅里，周恩来接见了宋宣山，曾与之交谈。尔后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宣山具体商谈。商谈中，中共方面表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先生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对全国政务的领导，外国军事力量必须撤离台湾海峡。宋宣山在北京期间，还参观了石景山钢铁厂、四季青农业合作社、故宫、颐和园，还去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根据北京之行的观感，写成15000字的报告，经许孝炎转呈蒋介石。报告除汇报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外，还叙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种见闻，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国大陆呈现的勃勃生机。但，正当国共和谈的步伐刚刚迈开时，中国大陆开展了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许多同中共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这不能不对海峡彼岸的国民党集团产生消极的影响。1958年夏季，中共炮击金门的举措震惊了台湾当局和美国。美国加紧推行‘划峡而治’的阴谋，与台湾当局‘###’的方针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了蒋介石对美政策的两面性和维护‘一个中国’立场的民族性。为此，中共中央作出令世人皆惊的异乎寻常的决策：停止炮击金门，实行‘联蒋抵美’政策，让金门马祖暂留在台湾当局手中。8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国民党派来了解情况的曹聚仁，并谈了话，有意将此意图通过曹转告台湾。曹在《南洋商报》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向国民党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台湾危机。在此之后，又在公开场合多次发出呼吁，同时通过秘密渠道与台湾当局接触。1958年10月，在《告台湾###》发表的同时，中共中央采取了另一个行动，即请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均有私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