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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各旗，称为八和硕贝勒。八旗制把满族的男人都编入兵团终生服役，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这种军制把满人严密地组织起来，使他们在生产和战斗中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这对于满族军事力量的发展，在当初是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军制在满族大军攻入关内，灭了明朝，建立清朝以后，并未取消。清朝统治者在北京建立了政权以后，即将其圈占的一部分旗地分配给满族兵丁，同时又规定八旗官兵粮饷制度，按月发给饷银，每年发给饷米，是为“钱粮”。如同任何事物无不包含有两重性一样，八旗制到后来也逐渐地走向了它的反面。清政府为保持八旗兵的战斗力，规定八旗人丁必须聚居京城和其它驻防地，不得擅自远离，更不许参与工商业活动。这些规定，束缚了旗人的手脚，使他们逐渐丧失了自谋生计的能力，养成了游手好闲的习惯。加之，旗人分得的份地是固定的，“增丁不加，减丁不退”，八旗兵的编制又不能无限扩大，这样一来，新增加的人丁不能全部当兵领饷，也不可能再度分到土地，清政府又限制他们自由营生，结果迫使大批八旗“余丁”陷入无以为生的绝境。八旗制发展到后来，成为满族人民的一种桎梏，它使一部分满族走向腐化、衰朽，它使大部分满族人丁落入贫困的深渊。

对于旗人荒嬉奢侈的景况，少年的老舍是亲眼看见了的，他曾经在最后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中这样记述了他少年时期的印象：

“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这么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姐的公公来说吧，他为官如何，和会不会冲锋陷阵，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亲友仿佛一致认为他应当食王禄，唱快书，和养四只靛颏儿。同样地，大姐丈不仅满意他的‘满天飞元宝’，而且情愿随时为一只鸽子而牺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办多么要紧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总看着天空，决不考虑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头上碰个大包。他必须看着天空。万一有那么一只掉了队的鸽子，飞的很低，东张西望，分明是十分疲乏，急于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见此光景，就是身带十万火急的军令，他也得飞跑回家，放起几只鸽子，把那只自天而降的‘元宝’裹了下来。能够这样俘获一只别人家的鸽子，对大姐夫来说，实在是最大最美的享受！至于因此而引起纠纷，那，他就敢拿刀动杖，舍命不舍鸽子，吓得大姐浑身颤抖。

是，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力、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哨、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的一生象作着个细巧的，明白而又有点糊涂的梦。”（注：《正红旗下》。）

当然，给予老舍以深刻印象的不只是旗人的荒嬉，更多的还是旗人的贫困。

老舍一家属于旗人中的下层。他们一家的经济来源都仗着父亲的三两银子月饷和春秋两季发下来的老米，多亏母亲会勤俭持家，这点微薄的收入，才勉强维持一家的生计。父亲去世之后，按规定寡妇钱饷每月只有一两五银子，加上哥哥还可以领一两五，一共三两银子。这对于四口之家，是太困难了。（注：据舒乙著《老舍的童年》记述：“老舍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算上他这个‘老’儿子，一共八名。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八分之五——大姐、二姐、三姐、三哥和他自己。”大姐、二姐出嫁以后，家里剩下三姐、三哥、老舍和母亲。）老舍后来曾经这样回忆这一段生活：“象我家，夏天佐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它是最便宜的东西，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面，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从旧社会过来的卖苦力的朋友们都能证明，我说的一点不假。”（注：《勤俭持家》，1961年2月12日《北京晚报》。）

老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生活给予他的最初的磨炼，接受了母亲给予他的“生命的教育”。

母亲马氏，娘家在北京郊区十间房。她的父母去世得早，从小寄居在隔壁的姑姑家。十间房村一共住了四五户人家，都是贫苦的劳动人民。农忙时候，孩子、妇女都要下地干活。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劳动习惯。她的身体也相当结实。父亲去世之后，她不仅以自己的终年的劳作支撑住一家的吃穿用度，而且以她坚毅、无畏、勤俭、淳厚的品质培育了老舍的性格。

为了孩子们，她含辛茹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