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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心象飘荡在空中。他须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个动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气。

这一细节描写，在着眼于写人物的行动的同时，适当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较真实地刻划了抗日勇士石队长的形象。最后，石队长带伤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后追赶他，而他只有一颗手榴弹，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不作俘虏”，用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敌人，然后点着几捆麦秸，以火自焚。小说写道：

在烟与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荣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枪声停止。由窗户，由屋门，由草屋顶，伸出红亮的火舌，舐着发出香味的，翠绿的松枝。烟向上升，东方有一片片红的晓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烟还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这是一首悲壮的诗。通过石队长的牺牲，老舍要着力表现中华民族不甘做亡国奴的英雄精神，这个立意是积极的，在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作家写的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而且着眼于表现他们的抗日精神，从选材和艺术处理上，无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然而，就抗日战争的全局讲，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火葬》未能从这一高度处理题材，因而它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一定的局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响。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讲，《火葬》中多数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发展和细腻的个性刻划，笔触显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举人。封建思想长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这位最大人物，性格异常懦弱，眼光异常短浅。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产，什么个人的气节，什么国家民族的存亡，在关键时刻，他均可弃置而不顾。他的投敌作汉奸，“并不希望因给敌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钱与好处，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财产”。守财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并不希望扩大实权，所以作了维持会长之后，他希望日本人不来打扰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温一温《东莱博议》，吸几袋黄烟，以遣余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财产，与《东莱博议》，于愿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过在端阳和中秋请两桌客，把日本的长官请来喝喝酒，也就算了”。这些想法，既显示了举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气，又可见他的丧失气节的媚态。但是，日本人岂肯使他安生，日本人准备好的一切规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签署。王举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应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确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适用于乱世的哲学。”王举人的效劳于敌，丧失民族气节，本源于守财奴的自私性，发展之为敷衍哲学，在外表的庸碌无能之后，则鲜明地显露着奴颜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小说写道：“那些公文的内容没有一件是有利于中国人的，纳粮，抽壮丁，统制物资，使用伪币……他知道他的笔下可以杀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没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务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杀人放火的事。”王举人是民族的罪人。这个形象的成功，不在于作家揭示了一个民族败类的丑行与本质，因为那样的汉奸形象，我们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已经见得很多了，这个形象的成功在于，作家避免了脸谱化的描写，而把笔触深入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力求写出人物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当王举人意识到自己的犯罪时，他也有所悔悟，作家准确地刻划了他的复杂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里，而才还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内，不撒手，手又筋疲力尽。

半夜里，他睡醒了一觉，不能再睡。这是后悔的最好时候。一切似乎都入了梦，只有他的已经衰弱了的心还在跳动。一会儿，他觉得心中很热，手心脚心都出了点汗；想掀开点被子，可是没有去动手。一会儿，他又觉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两声，可是没敢出声。拳着干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遗弃了的一堆骨头似的，他一动不动抱着那颗装满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实的。因为他不仅是文城的维持会会长，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却无力自省，也并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后，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告终。老舍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开掘也是较为深刻的。《火葬》尽管有许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认为是失败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笔，一旦老舍接触到他较为熟悉的人物时，那种浑然天成的真实的性格与生活的描绘，就会闪现出艺术的光采。王举人形象的刻划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对这一人物流露些许温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