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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什么呐？！”后来看看正文，我妈没对老封产生太大成见，但显然对我很不满意，觉得这是我所有访谈中最不思进取的一个，我妈忿忿地说：“怎么连给孩子喂奶都说上了？也没谈文化也没谈学术，这还叫‘###’啊？越平越反！”

老妈的话提醒了我，看见自己，最难的还是看见自己的反面。那些生命中隐秘的欢喜和忧伤，那些曾经的脆弱和苍凉，那些水银泻地叮咚作响的人性与率真，那些相关于灵魂而无关乎世界的色彩和音响……

这一册《总编访谈录》，让很多人透过老封的眼睛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反面。

私底下我叫老封“新城兄”，约他最多的一句话是“喝酒去啊？”

他的回答都一样：“那是一定的！”

我们喝过了北京、广州、长沙，下一场酒一帮人约在云南，无关讲课，无关约稿，彩云之南，浪掷流光，看千年茶马故事碰撞在觥筹之间，酝酿一些天地精神，大美不言。

我想，很多接受过老封访谈的人，都愿意和他喝酒。

（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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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冕：兄弟，你总是有备而来

我很幸运得到一个封新城，是他，成就了《新周刊》。

说来话长。1993年我办了一张报纸——《晨报》。在广东电台工作的窦文涛带封新城来《晨报》炒更，文涛当编辑部主任，他当执行主编。我看他在报眉上为一些新闻事件做点评，精辟而点穴到位，看出来了他在我之上，人家是兰州大学高材生，还是一代诗人代表，且有多年做新闻的经历，是正规军，而我却只是个读满小学的人，土八路。

后来，文涛去了凤凰台，我觉得封新城这人很对路，说服他辞职过来当总编，这事对他来说可是人生的重大决定。将才难得，我只能添油加醋地给他描绘了杂志的灿烂未来，让他“上当”。谁知，他听也不听，“你是做梦的人，我做事的人，没别的吧？我干活去！”说完掉头就走。呵呵，话没好好说，闷葫芦一个。他就这么任何条件也不讲就上任了。

认准了，我搭台，戏就交由他去唱。从此，乐得我逍遥自在，想飞哪就飞哪。他却闷头守在家天天开会天天骂人。在《新周刊》待过的人都说他是“暴君”，没有一个没挨过他骂的，奇怪的是，挨骂的人却又恨他又爱他。也许是工作、家庭压力大，他在同事聚会时常喝大酒，醉得满地爬，我很是恼火：疯了，这人怎能这样？那时我可是滴酒不沾的。后来，看不顺眼，自己也喝起酒来，比他更疯，何止是满地爬呀！在《新周刊》，没醉过的人很少，一醉起来就没大没小的，人与人也没界线了，像家里人。莫名的，这也成就了《新周刊》的一种氛围，简单、纯洁，是非分明。

有时，他骂爽了连我也骂：老头你太没谱了，一点原则也不讲。哦，我可以吞下这口气，因为他说对了。我极少干涉他的工作，唯有一次，我看《新周刊》封面做得狗屎一般难看，就逮住机会丢下一句：“有没搞错呀，这样的活怎能拿出手呀！”说完，我把杂志狠狠摔下掉头走人。他气不过也走了，给我发一短信：老头，我不堪重负，休假了。我又于心不###，讨好他说：好吧，等你回来！十天后他还是回来了。这是他个人在《新周刊》12年最长的一次休假。他把心思与精力全交给《新周刊》了。

他对部下的严厉是人所共知的，靠骂，骂出一本刊物的新天地，无形中也建立了一本杂志的道德标准和专业态度。

有时，他向我抱怨，说命苦，这辈子给几个属蛇的缠住了：我、他老婆，还有我们的老板赵新先。我劝他：不是说蛇盘兔辈辈儿富吗？有啥可抱怨的嘛。封新城属兔的，比我小十岁，想不到他也找了个比他小十岁的何树青当接班人，我也希望他能超脱点，我们都会老去，会有干不动的一天，世界仍然是年轻人的。这也是《新周刊》对待人才的胸怀。

更没想到的是，近来这“闷葫芦”满脑主意，在谋划《新周刊》远景的同时，不声不响地弄了个“总编访谈录”，采访那些个社会精英。奇怪，他变了，每次饭酒间开始滔滔不绝喷话，口才大长，他兜售许多精彩的言论和观点，再也不是那些破碎的家长里短了，一口一个道理，突然你就觉得这人长高一大截，有了思想的高度。我纳闷了，心里嘀咕着：思想家都是像马恩列斯那样的大脑袋大胡须，而他不是，个头矮，小脑袋。他通过这种访谈汲取了许多社会精英的营养，与人对话，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