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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权利，但当有令人信服的论证才是，否则，这个“聚义厅”，我们也只能依书中之义，理解为“专称”，而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名词”。马先生自己说，“《水浒》所讲的小山寨，举如桃花山、清风山、黄门山、饮马川、少华山，以及王伦时期之梁山，聚集、议事、发令之处均曰聚义厅。”并且马先生还说过，“其他小山寨，……未及注明者，情形亦不该两样。”既然江湖上如此长期通用并无二致，那不正说明“聚义厅”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普通名词”，而是专有其义的“专称”吗？否则，彼时一个普通人在自己家中悬一匾曰“聚义厅”来“普通”一下试试，看官府不把你逮了去也？即使如今，环球之上，这事恐怕也不是随便可以做得的吧？

马先生这样确立了他自己对“聚义厅”这一解释的前提之后，就站在这个高地上，来指责别人了，并且说，“厅本无名，宋江特为其首次命名而已”。马先生岂不是太霸道、太睁着眼睛说瞎话了？即使那是马先生所说的一个“普通名词”，也不能说“厅本无名”吧？明明有个“聚义厅”之“名”嘛！至于马先生怕人不懂，言道：“说得简单点，如果《水浒》是用欧西文写的，凡遇聚义厅，都应作小写，而绝不能用大写”。此言再怎么样地来说也没用，因为马先生“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这个大前提没站住脚，打多少比方卖弄多少别的学问来作说明都无济于事。

马先生的论点是只需宣布，一经宣布就作为无条件的前提，成为自己立足的高地的，这似为他的习惯，比如，他说：“聚义厅……晁盖沿用旧有的通称，没有感到有订立专名的必要，与他的政策和立场丝毫无关。……宋江虽说‘聚义厅今改忠义堂’，实在因为这个缺乏辨认性的通称用得太久，成了习惯，遂如此说，并非真的从某专称另改一名”。这样的信口开河，仍立足在他自己所立的“聚义厅只是普通名词，不是专称”这个前提之上，我们就不必再多说了。所以，“宋江命名忠义堂这一点，有人紧抓不放”这个问题，看来还得争论和折腾下去。

三

马幼垣先生写道：“说《水浒》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之外，可谓本末倒置。晁盖既逝，他死后好一段日子山寨才作最后的定名次。一百零八是日后的总人数，说的全都是健在的人物，早已当了神位者又怎能算在其中？故本来就谈不上摒与不摒。”

马先生觉得言犹不足，又写道：“毛泽东的意思是说晁盖不该早死，故最后大聚义时不管总人数如何，他仍当是寨主，而《水浒》不给晁盖这个机会，就足证此书之出卖革命，只可供作反面教材之用。但《水浒》要谈的是人性问题，不是在鼓吹革命……”。

今查毛泽东有关原话是：“《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　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这句原话，没有“晁盖不该早死”之义，也没有“此书出卖革命”之义，马先生不应当强加于人。至于说《水浒》一书“要谈的是人性问题，而不是鼓吹革命”，马先生当然可以这样认为，但俗话说“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其中原因，大约并不是因为《水浒》“要谈人性问题”，虽然“革命”也与人性有关，但毕竟“革命”与“要谈人性”这样高雅的事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与其说《水浒》“要谈人性”，还不如说《水浒》“鼓吹革命”，这应当是无有争议的共识。至少，我们也应当说，《水浒》是谈“人性”与谈“革命”兼而有之的：大家都知道“逼上梁山”之说，这句话里就既谈了人性又谈了革命。最著名的《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段书，就真切描写了林冲的善良人性如何被高太尉逼得走向了“革命”的方向。又要论《水浒》，又要那么不能谈“革命”，看来是很难的。

毛泽东所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是《水浒》里的事实，这一事实的指出，启发了马先生对晁盖如何被架空的研究，收获了很不错的学术成果，马先生虽没明说，其实是是承认这一启发的，他说：“架空晁盖这条故事主线……串联几十回书的大小事情，不易为读者察觉。毛泽东是第一个把它作为专题来讨论的，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马先生所不能同意毛泽东者，是：“他说晁盖宋江是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这是“政治挂帅，另怀目标”，因而是“谬失”的。我们从毛泽东原话可知，他是借《水浒》里的人物情节，说“投降”之类的问题，因为《水浒》里恰巧有晁盖与宋江、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