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页)

之。

就在杨秀珠出事之前，杨等人与之斗并被杨等人赶出温州的陈文宪因受贿十多万元被判刑。陈不是温州人，人们的街谈巷议说温州的干部就比外地干部聪明，十多万元判了个十来年，人家温州人上千万元一走了之。其实，温州的干部因十几万被判十来年的不是没有，有关杨秀珠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银行温州支行行长叶征就是被判了十几年刑。但是一点可以肯定，温州的干部规避风险的能力比较强，譬如说温州的干部中有不少人采取“一家两制”的办法，杨秀珠也是采用这种办法的。

所谓“一家两制”，就是一家人中，如夫妻、兄弟姐妹或父子，你做干部，我就去办企业。当干部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却只能混个温饱，在温州这么个经济发达，社会相对比较富有的城市，温饱其实也是一种贫穷，光温饱是不够的。办企业可能会发财，但风险也很大。两人一分工，既保生活无忧，还有可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而后者的比例远远大于前者。

当然，也有个别干部利用“一家两制”来做权钱交易，来掩盖其贪污受贿的实质的。假设我是某权利部门的干部，我管辖着不少企业或地盘。我让这些企业或属地的人来送礼送钱是受贿，但我让我的家属或亲友办个什么小厂，哪怕家里摆上一台熨烫鞋底上金字商标的小机器也可以。然后给属下的企业发出信息，属下的企业就送业务上门了。你烫的金字五分钱一双，我烫的是五毛。或我只烫了五百双，我开的发票是五千双。你不得不给，因为你在我的管辖之下，只要我不太过分，你乐意将业务送上门。对外讲我的富裕是我家属劳动生产所得，照温州话说是“劳动力兑伙食”。你没有业务送上门，我经常到你的企业查一查，搞你一下，让你明白非这样不可。还有如杨秀珠这样的，安排自己的亲友办个公司，然后将便宜的地块或政府的工程交给你来做，但你要真做，不是一转手就倒买，你赚钱就等于我赚钱，查起来我会没事，我没受贿嘛！这样做比之你将工程交给别的公司做收回扣，安全度大大地提高了。这便是某类干部的聪明之处。

还有一件事也很凑巧，也是我正在写这一章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温州市鹿城区公分局局长王天义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天义也是温州的干部，鹿城区公安局长。我不知道他是否区委常委，如果不是的话，充其量不过是个科级干部。二审认定王天义收受14人的贿赂款总计人民币181。524万元；美金——万元。另有7281249余元人民币、363943美元、291774法国法郎、110780荷兰盾、53678港元、49997德国马克等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个数字是解放后浙江的干部中相同案件案值最高的。所以被称为浙江第一贪。按照王天义这个级别，工作三十年总共不过是几十万元的收入，用以养家糊口之后所剩是很少的。他却有一千多万元的财产，令人咋舌。

严重的问题不仅仅是那已经查出的14人与180万余元，那余下的近千万元不明来源的资产更令人担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历，是贪赃枉法或是卖官鬻爵？如果是贪赃枉法，就造成的冤假错案将祸害社会，如果是后者，公安系统将有批尸位素餐或不称职的干部。也许某个富婆看上王天义，送给他这一千万元，那就谢天谢地了。

我记得，媒体在报道胡长清案件和成克杰案件时写得很清楚，某年某月，为某公司或某人批得一块地，收受多少贿赂；或为某公司批得多少贷款，得回扣若干等等。温州关于王天义的报道却没有这样清楚，因而社会上关于王天义案的传言绝不比杨秀珠少。但杨的一切正在调查，王的一切已经定案。传言说王天义出逃之后本来是不会被抓住的，是他去寺庙烧香问佛，佛说无事，他才会给温州打电话因而被抓。又说他上班专玩女人，且都是手下的人安排的。还说他给领导送大礼，不可能被判死刑，否则他会将领导咬出来。现在他被判了死刑，说明后一个传言不确。据《温州都市报》报道，经办此案的原反贪局局长郑圣云给王天义归纳了四条：“只信菩萨不信法律；无心上班专搞女人；一有空闲就钻暗房；思想阴暗迷恋金钱。”

奇怪的是王天义案在温州影响极大，闹得沸沸扬扬，但外地或中央级的媒体几乎没什么报道，在外省市没什么反响。受贿额和不明来源的财产均比王天义少得多的平阳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案却被多个报刊转载，影响大得多。大约卖官鬻爵是传统的贪官，具有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