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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温州的这种经济结构和运行方式，是当地实际情况的产物。温州也希望国家能多投资办一些国营企业，希望国家多给一些计划物资、资金、能源、商品等，但国家拿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好利用民间的人才、资金、技术来发展本地经济，更好地通过市场调节部分去获得必须的原材料、能源、资金、技术和商品。事实证明，这种方式对温州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巨大的作用；第四，十年来温州的国营和集体经济就相对比重变小了，但本身并没有萎缩，其发展速度与全国是同步的。”

这个报告透出了这么几个信息：一是温州不是资本主义，这对温州的压力大大地减轻，毕竟是权威部门的定论。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深圳打雷，温州下雨”，同样的事，同性质的社会现象或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有领导认为不妥，在深圳是吼叫几声就过去了，不会作处理，那毕竟是特区。而在温州便会下大雨，浇得人灰头土脸，一身污水。有了这个报告，温州不再“下雨”了。　二是承认确实因为国家的政策问题，不对温州进行投资，温州人只能这么做，总要给出路嘛；三是也注意到了国营和集体经济的比重问题，要在今后的工作中逐步予以调整。在1989年，持有这样的观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它对日后“温州模式”的宣传及推广，起了很大的作用。

包产到户：吃第一只螃蟹的温州人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好喜欢的是刚刚分了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们唱着这首歌，起早摸黑地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着，一边计算着今年收成大约有多少。缴了田粮留足口粮之后能有多少剩余，几年之中可以将棚屋变成瓦房，或将旧屋翻新。

虽说是“七山两水一分田”，当时的人口比之现在要少，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又高，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可惜的是这般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时间太短了。先是互助组，接着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1955年至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高潮，城市的工厂企业全部公私合营，农村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又失去了自主权，敲钟下田，吹哨收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你的劳动力评定是十分值，干一天就是记十分，但这十分或八分还没有实物或金钱的价值，价值是全年下来后经结算才知道，可能一个工分值五分钱，也可能一分钱都不到。再加上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低了，开始吃不饱饭。这会造成恶性循环，工分值越来越低，积极性也越来越低。他们中一些头脑活络的人看到前景不妙，便提出了要求“包产到户”。田还是合作社的，但分给各家各户种，定下一年纳多少田粮，缴多少粮食给合作社，余下的就归各家各户所有。也就是说，“包产到户”这个概念是温州人首创的。

有了要求不被批准实施，徒唤奈何。于是李云河站出来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他经调查研究，带头支持农民的要求，并派干部到三溪区燎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那是1956年5月份，农业生产耕作是以季来见效果的，当年秋收，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合作社便取得了比别的社好得多的收成。李云河便向全县推广，到第二年，就有二百多个高级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全温州地区则有一千多个高级社实行包产到户，计有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1956年11月16日，李云河发表了调查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并上报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全文刊登了该报告。大约李云河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可以大大地提高生产力，浙江省委也认为是个好办法。

但到了当年的10月31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的批判“包产到户”文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予全文刊登，这其中四次点名批判李云河。其后，永嘉一批干部被打成“右派”，李云河首当其冲，是“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工厂劳动。

我认识李云河已经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省作家协会在杭州南空疗养院开笔会，一位温州作家陈康谨在撰写有关李云河的报告文学，邀请李云河先生到会。二十几年的艰苦生活，虽说使得李云河白发苍苍，却未有挫光他的锐气，谈起农村问题滔滔不绝。二十几年中他仍旧思考这些问题，真是“为伊消得人憔悴”。

有意思的是，批判归批判，温州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