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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宗时期，关于梁山泊还有一个笑话，说当时王安石新法变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有个下属向王荆公献策，说如果把梁山八百里水泊的水放干了可就是八百里肥沃的良田，得收多少粮食。王介甫听了说，主意真不错，明天我跟皇帝商量商量。这时候一个叫刘敞的手下冷冷地说，主意倒是不错，不过得先让人在梁山泊旁挖个八百里的坑，一来填八百里水泊得同样多的土，二来梁山泊的水得有地方盛。王安石顿时明白这是一个馊得不能再馊的点子。

这则笑话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因为记载这则笑话的笔记叫《涑水纪闻》——王安石的死敌司马光的个人“博客”。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司马光记载的笑话在国内大为流行，美其名曰填湖造田。

真正让梁山水泊闻名于天下的则是宋江，《水浒传》中宋江带领着他的一百零七个兄弟在此出没，风风火火闯九州，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说。

宋江是否在梁山泊起义已无证可考，但《宋史·杨戬传》却记载了太监杨戬为了迎合蔡京搞新法，在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一手负责创办了“公田所”，即对国民的土地所有权证书地契进行审查，将所有权不明确的土地全部变为政府所有的公田，租给农民耕种收取地租。而梁山水泊是杨戬的重要目标。他认为八百里梁山泊应为官家所有，理应由公田所接收，而湖泊中的渔民们要在公家的湖泊里打鱼为生，就得缴纳租税或者使用费。杨戬将出入湖泊打鱼的船只登记在案，征收水面使用费，不缴纳水面使用费而进入梁山泊的船只，以盗贼之名问罪。

杨戬的新政策出台，很多老实本分的渔民、挖藕为生的百姓被逼无奈，铤而走险做起了真正的盗贼，反抗官府。

梁山水泊人民的反抗运动兴起的时间与宋江起义的时间重合，二者间应有极大的联系。

但历史上的宋江带领的起义军更像一支游击队伍，《宋史·张叔夜传》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而《宋史·侯蒙传》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虽然梁山水泊也是他们曾经的活动范围，但并没有在此长期驻扎，而是四处转战。

但因为宋江在此活动过，所以梁山泊在民间渐渐演变成了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梁山的故事。

到了金朝，黄河改道，梁山泊水量慢慢枯竭；到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因“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泊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屯田”（《金史·食货志》），常年积水的情况已经不再；到明朝时，梁山泊一带仅剩下几个离开梁山的分散的小湖，大部分都成了可耕之地，已不再是常年积水的八百里梁山泊了。

关于《水浒》、宋史及其他

我想我们是被《水浒》误导的一代。

从年幼刚刚识字，父母就让我们看《水浒》的小人书，于是我们知道了仁义忠厚的及时雨宋江，乐善好施的柴进，打抱不平的鲁达，鲁莽豪气的李逵，有仇必报的武松，足智多谋的吴用，一系列英雄的形象深入我们年幼的心中。

那时候我们心中的英雄就是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结义梁山，替天行道，做兄弟，有今生无来世，是何等的一种情怀。

然而当我们成年后，再回首去细读这部至今仍被誉为“四大名著”的《水浒》，却是另一种味道。

宋江是英雄，还是贪赃枉法的小公务员？李逵等好汉为何如此暴力，杀人不分青红皂白，动不动就全家灭门？梁山好汉之间就真的是一团和气吗？宋江是怎样取代晁盖的江湖老大地位的？梁山号称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他又劫了多少富，济了多少贫，替天行过多少“道”？为什么梁山好汉眼中的女人都命如草芥，不是母夜叉就是淫娃荡妇？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有几个是因为吃不上饭而逼上梁山的？

这一切都经不起太多的拷问。每个时代造神都不需要理由，对《水浒》热捧的原因很多，政治需要或是近代中国的衰落，民众需要看似英勇实则血腥的故事来作强心剂，而《水浒》一书中赤裸裸地对于暴力和权力的迷恋，则被掩盖和漠视，书评家们也大多选择性失明。

如果现在对《水浒》进行评价，我认为《水浒》是四大名著里文学价值最低的一部，它对整个国民的负面影响远远大于积极因素，尤其对未成年人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现在很多出版社依然将《水浒》列入青少年儿童必读书，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被《水浒》误导的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