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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一个药铺，其售药丸药到病除，供不应求，于是成为苏州出名的大药商。

有了钱，朱氏父子的主要兴趣和业务转移到了园林建筑上，兴趣加上财力，父子二人很快成了苏州最有名的园林设计专家。

而朱氏父子政治上的发迹得益于蔡京。当年蔡京贬居杭州时路过苏州，想修功德在苏州建一座寺阁，但预算花费太大需要找人拉赞助，有人给他介绍了朱冲。虽然当时蔡京落难，但朱氏父子眼中的蔡太师是绝对的潜力股，值得投资，于是不仅独家赞助，父子二人还承担了整个寺阁的修建，工程完成得非常漂亮，凭此事朱氏父子攀上了蔡大师这棵大树。后来蔡京上台，给父子二人在童贯的军中谋了两个官职，从此从商场转战政场。

后来朝廷在苏州设立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因素让朱劻谋取了这个天下第一肥缺。

奇花异石当然不能如蔡京等人所说皆出于荒野，大多出于民间收藏者，朱总管的主要办法是强行征收，看见谁家有一石一木稍显奇显就率兵士用黄封帕蒙上——充公。

充公就充公吧，能收藏奇石异草者大多是中产之家，拿走一块石头倒也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如何把这些珍奇的石头从家中庭园中搬走可是大问题了，朱总管管不了那么多，推墙拆房也得把石头弄走。

这样对于被征者来说，朱总管他们不是来要石头的，是来搞拆迁的。

想免灾，也简单，给朱总管送红包吧，红包的分量当然轻不了。

朱勔在应奉局和苏杭造作局期间大肆敛财，到钦宗上台被抄家时，计有田庄十所，良田三十万亩，岁收租课十万多石，“甲地名园，几半吴郡”。

尽管花石是免费征来的，但如何运送体积庞大的石头到京城却是一个技术难题，应奉局当时就搬运过一块高达四丈（约十五米）的太湖石，一块石头就需要数千役夫，中途很多桥梁、城墙、水门都过不了，朱总管还是老办法——拆。

二十年间，江浙一带运往东京的花石连绵不绝，成为赵佶和他的宠臣亭阁中的一道道风景，但也成为了江浙百姓的噩梦。

花石纲对于帝国的损伤究竟有多大，没有相关经济学家来作出精确的数据判断，但是却有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逼反了方腊。

明代学者王夫之就说过，方腊之反，与当时帝国的经济情况无关，与蔡京施行的新法也无关，就是因为花石纲。

二

明教，又称作牟尼教或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摩尼充分吸收了佛教、基督教、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教义中的因素，主张灵魂从肉体中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教义核心可简单归纳为“二宗三际”：二宗指光明和黑暗；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过去现在未来），现在是黑暗的，未来是光明的，光明的势力必将战胜黑暗的势力，到达明界。摩尼本人则坚称自己是佛祖、琐罗亚斯德和耶稣的继承者，是真主的先知。

明教在唐代传入中国，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合法普及，唐武宗禁佛的同时也把明教纳入左道旁门加以禁止。到了北宋，赵氏王朝依然不承认明教的合法地位，禁止信奉明教，信奉者一旦被官府发觉，就要被流放，财产全部没收，一半充公，一半奖励告发者，明教只能以地下宗教的形式流传发展。

北宋末，浙江的明教由福建地区传入，在当时的影响很广，仅温州地区就有明教斋堂四十多处。当时的明教布道者对原来的明教教义作了改良，他们不再尊外国神仙摩尼为祖，而是改拜太平道的始祖张角为教祖，同时也拜读佛教的《金刚经》，中国的明教教徒和佛教徒一样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不事神佛、祖先，提倡节约，死则简葬，教徒之间提倡团结互助。

相对佛道二教，明教的受众更偏向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更为反映农民阶层的经济意愿和政治诉求，所以从宋代开始，历代农民起义军都喜欢把它作为宗教旗帜，煽动农民将造反进行到底。

第一个揭起这面旗帜的是方腊。

方腊是睦州青溪（今浙江杭州市淳安县）人，当地人称方十三，家住帮源洞（位于青溪县西北七十公里的山谷中），家境还算良好，有一大片漆园，原来也衣食无忧，但后来因为赵佶派朱勔征花石纲，因帮源洞盛产漆楮竹木，小地主方腊也因此受到造作局的榨取。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信奉明教的方腊便渐渐起了和教友兄弟们反抗朝廷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