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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看她。可是香蝉每天除了吃一点西葫芦粥之外,别的什么也吃不下,身体急骤消瘦,脸色蜡黄,等不到他回来了。善良而柔弱的香蝉,怀着一腔幽思,命丧黄泉。临终前还哀求公婆写信叫徐向前回家。
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徐向前和朱香蝉也算得上是一对恩爱夫妻。徐向前没能满足香蝉可怜的心愿,也没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每当念及痴心的香蝉,总是怀有一丝愧疚。
2。2 患难夫妻——第二次婚姻
徐向前的头两次婚姻,时间都不长。如果说第一次婚姻给他留下过美好的回忆,那么他的第二次婚姻却使他终生满怀隐痛,不堪回首。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不是一次浪漫的结合。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的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红三十一师辖4个大队,三百来人,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青年农民,他们纯朴、勇敢,能吃苦耐劳,但也存在着狭隘、散漫等弱点。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因部队都是南方人),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另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吴光浩在鄂豫边军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哪里最危险、最吃紧,他就出现在哪里。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新官上任三指火”。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碰上了敌人烧向红军的“三把火”:“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一步一步地发展自己。从六月到十一月,三次围剿相继被粉碎,敌人尝到了红军的厉害。但是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
在这种情况下,三十一师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她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的农民。父亲为人忠厚,母亲虽然不认识字,但性格开朗,爱管“闲事”,是个热心肠的人。程训宣受母亲影响很大。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程启波,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在“肃后”时被杀。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旧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向前这位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爱慕他的儒雅风度。而徐向前也喜欢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给自己沉重的生活带来一份轻松,更希望这位熟悉本地风土民情的妇女干部能成为他的贤内助。但他们没有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他们相识不久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
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让她抽空给补一补,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气喘吁吁地回来了,悄悄地告诉他:“程训宣被抓走了,抓她的人说她是改组派。”
徐向前得知这个消息后,如五雷轰顶。当时正是张国焘白雀园“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将近三个月的“肃反”中,搞掉了两千五百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遭逮捕,杀害,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造成了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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