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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做“上差”，主要是督办地方办某一专门事件或者工程、案件的。要是奉旨出京的话，这就是钦差大臣，见官大三级，可就威风了。一般来说钦差大臣除了办自己的差事之外，还有代表皇帝巡视地方的权力，可以对违法违纪的地反官员有处置的权限。这种钦差大臣不但声势浩大，而且威风凌凌，出行的队伍一定会举着“代天巡狩”的钦差专用旗牌。

为了彰显京官的威严，也为了区分官员的品级和权力，出行队伍的人数和排场有很大的区别。再加上官员本身的专用卫队和排场，这就能够很清楚的区分谁是谁了。按照官场规矩，小官的队伍要避让大官的队伍，不然的话就是僭越，就会被申斥或者罢官。同行的话小官的队伍要在大官的后面，要是好几个官员一起同行的话，就要按照品级和职务论资排辈出行。要是对面撞上的话，小官的队伍要偃旗息鼓，在边上避让大官的队伍，等大官的队伍完全过去了，才可以继续前进。还有在大明官员之中有相当严重的“文贵武贱”的惯例。也就是说文官比同一级别的武官无论是地位还是权限都要高出不少。到了秦泰的时代，文官要比武官高出至少两级，甚至于三级。意思是说一个五品文官也就是一个知府一级的官员，他的权限和可调用的资源，相当于一个正四品的守备武官，甚至于相当从三品加游击将军衔的指挥使武将。

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皇帝猜忌武将，不愿意看见武将权力过大。第二这些年虽然边关战事不断，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战乱，所以换算是太平盛世。在太平盛世，武将当然没有文官吃香了。第三在大明文人们不但权力欲｜望打，而且善于组建各自的利益集团，排除不是自己人的集团。文官虽然内斗不断，但是绝对不允许武将出头。第四武官毕竟是行伍出身，打仗拼命在行，阴谋诡计是外行，所以武官不是文官的对手。

明洪武年间的时候除了皇帝代表的皇室之外，还有三大势力存在。第一就是武将组成的开国元勋功臣集团；第二是文人组成的士族集团；第三就是内宫太监和皇亲国戚组成的外戚集团。但是经过洪武皇帝朱元璋清除异己之后，势力最为强大的功臣集团走向了衰弱。建文帝朱允和他叔叔明成祖朱棣的战斗，更加激化了三股势力的斗争。之后功臣集团的势力几乎丧失殆尽，数十个开国功臣及其后人组建的集团，几乎土崩瓦解。功臣们死的死，走的走，剩下的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功臣集团就这么降级为武将集团，不但手中的权限少了绝大多数，就连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没有了。他们沦落为皇室和权臣的走狗和工具，很难有机会出人头地。士族集团也被削弱，不是因为站错队伍被杀了，就是被皇室利用，彻底沦落为对方的工具。但是皇家需要这些文官帮助朝廷治理地方事务，所以并没有赶尽杀绝，这才给了这些士族集团死灰复燃的机会。外戚集团本来影响受到最小，但是由于太监的出卖，权力几乎给当时的皇帝收了回去。从此原来在外戚手里的权力表面上收归皇帝所有，其实一直在太监们手里。经过这几次洗牌之后，朝廷的权力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官为代表的士族集团几乎掌控地方五成左右的资源，就是在中央也有近三成的资源。武将集团就连一成的资源也没有，几乎没有了话语权和争辩的实力。皇帝为代表的皇室宗亲权力最大，几乎可以左右朝局。但是皇帝手里的权力实际上并不多，大多数的权利和资源都在太监集团手里。表面上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代表皇帝管理着这些资源和权力，其实就连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太监手里的权限。只不过太监集团要依附在皇帝为代表的皇室上，所以太监集团的老大，也就是司礼监掌印太监需要皇帝亲自任免。这样一来太监集团和皇帝为代表的皇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相互制约有相互依靠。

因为太监和皇帝相互支持，所以一般情况下文官为代表的士族集团比不过他们。为了制衡对方，也为了自己手里的权力不再消减。士族集团首先向武将集团示好，并向武将集团说明利害关系，得到武将集团的支持。从而可以和对方分庭抗礼，起码不会太吃亏。

说服武将集团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朝廷的臣工。对于朝廷来说，虽然拍板的是皇帝一个人，但是早在秦始皇建立帝国的时候起，就有了“君王和臣工共治天下”的大原则。要是皇帝手里的权限过大的话，臣工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相对的臣工们手里的权力过大的话，就会出现权臣，“狭天子而令诸侯”的事情就会重演，更可能会出现改朝换代的局面。虽然太监们不是皇室，更不是皇帝，但是他们和臣工们不一样，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为了不让太监们权力过大，为了制衡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