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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陶行知、陈鹤琴在内的新教育倡导者自五四以来所一直致力“平民化”、“大众化”教育改革的理想和探索、实践密切相关的。

原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的成员、著名文字学家倪海曙回忆：从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先生几乎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放在难民收容所的教学实验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宣传推广上了。他不论出席什么会议，发表什么演讲，都要谈这个问题，而且常常“即知即传”，当场从口袋里拿出课本来教。他的热心不但影响了许多社会名流，也大大鼓舞了群众。“陈鹤琴热心提倡新文字”，这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美谈之一，也是“孤岛”的头条文教新闻之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9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陈鹤琴热心提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不仅作为自他1919年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以来，对普及教育平民化、大众化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而且更是出于解决难民教育中的现实需要。他发现解决难民中众多文盲的识字问题是整个难民教育的门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几年前赴欧洲考察教育到访苏联时受到了启发。苏联有152个不同的民族，其中只有30个民族有文字，其余122个民族没有文字。十月革命后，苏联用拉丁文将各民族不同文字统一起来。统一的结果是在13年内已有90％的人受到教育，“人人都可以看书读报，每种报章销路要以数十万计算，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功”。陈鹤琴继而阐述了自己的目标：“我们要使文盲认识了文字，那么世界大事、科学常识、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国民道德才有方法灌输，而民族文化水准也能逐渐提高了。否则，文盲的百分比常在80％以上的民族，怎样能实现提高民族文化的目的呢？所以，我们在上海难民收容所中来试验用新文字扫除文盲，我们的目的并不要废汉字，而是给难民一个达到认识文字获得知识的钥匙，使他们能自动地变成非文盲。”《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当年，与陈鹤琴一同大力提倡、推广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还有陈望道和赵朴初、刘湛恩、胡愈之、韦悫等人。陈望道是最早将《共产党宣言》介绍进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同时也是文字学家。赵朴初曾用拉丁化新文字记过日记。1938年3月20日，中国铲除文盲协会在青年会成立，新文字运动向各领域积极推进：陈济成负责在中等学校推广，廖世承、孟宪承负责在各大学推广，教会学校里的推广工作则由李培恩、赵传家负责；基督教青年会还举办了新文字训练班。在极短时间内，拉丁化新文字在社会上得以迅速推广、普及。

三　拉丁化新文字（3）

陈鹤琴设计的徽章

陈鹤琴对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充满热情和信心，充分利用一切场合和机会宣传拉丁化新文字的各种好处。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只有28个字母，可以用拼音的方法组合形义不同的汉字。1938年5月陈鹤琴在对上海《大美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道：“在普及全民教育的便利上着想，新文字实在比原来的注音符号简单便利得多，新文字的符号比注音符号省略18个字母，在受教育者记忆上，无疑省了一半力。注音符号在字体面积上大小相同，难以区别主要和次要，读者消费在字面的注意力，每个字母上完全相同，比起新文字的每个组合，字母有显著的差异与变化，当然感觉前难后易。”他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徽章，圆形的徽章中间是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钥匙柄上写有“扫除文盲”四个汉字，周围是一圈拉丁化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文字：“我能看书写字。”1938年3月，在上海新文字研究会举办的第一次难民新文字读写成绩表演会上，陈鹤琴和陈望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自各收容所和难童学校的学生们用新文字现场表演阅读和书写。表演结束后，陈鹤琴邀请陈望道先生上台为每位表演者颁发这种徽章。

有一天，陈鹤琴收到一封特别的来信，使他大喜过望。这封信是慈善难民收容所难民邢握真写的。信中说：鹤琴先生，我是本所的一个难民，没有机会拜会你，昨天读过你的民众课本，才知道你是研究新文字的学者，而且很热烈地提倡新文字教育。因此给你这封信，请你看一下。

我从前不认识新文字，从去年在正大收容所请朱先生教了一星期，我因为求知识心切，不分日夜地研究，所以不到十天就能看书、写信、作文章。我又用即知即传的方法教不识字的难友，他们也很有兴趣。不过本所学新文字的班次很多，课本还不够，希望你继续努力，你的教育工作，使在这孤岛里面的文盲都叫你是救星呢！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