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1/4 页)

染的莲花，那不就是说满朝文武官员都是淤泥吗？也就是说，奉行儒家思想的结果就是培养了大片的淤泥，这样的结果到了社会那里，到了民间，就成为一句话：“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聪明点的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才是读透了六经，不想在这淤泥里打滚的人，就学陶渊明归隐了。要不就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苦心钻营，往上爬，这是混文化。混文化的高级境界就是郑板桥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灵如何评论这句话。

其实，儒家最精妙之处不在于仁义礼智信，而在于尺度可宽可松，即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可以说是橡皮筋管理方式。这看似宽松大度，实际上奥妙就在于此：儒家学说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人性本贪，但社会又需要秩序，所以，制定一套“宽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来具体掌握，而不是刚性的成文法——如果像荆轲刺秦王时那样，台上刺客追着秦王跑，台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台救驾，只能干看着，因为秦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带着武器登上皇帝的台子，这样的话，谁还敢贪污？儒家思想就成为这样一种规则：外儒内法。

第二章 第二次崛起：大一统的开始（9）

所谓“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义，都很正人君子，但实际上每个官员实行的都是内法，即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每一个校长都是一套规则，“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是一种规则。自秦汉以来，当盐铁官营之后，官本位就成了社会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而这种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的文化。从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大的官开始，层层有规则，一直到社会的最底层。韩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语言将人治社会的真谛讲述得清清楚楚，他说：“设法度以齐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看起来是在说法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势”，人心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势。同时，韩非子也明确说明，除了要有“势”之外，还要有“术”，帝王应该“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朝臣也”，也就是说，帝王应该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来，用暗中的力量驾驭朝臣，说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惧怕的“势”，而这种“势”不能摆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来，暗中发力。韩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里，无论权贵贱民只要违法了都要追究，但作为帝王，又要掌握绝对驾驭人所需要的诡异心术。

由此，当时的社会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有一套表面的儒家高尚道德思想系统，用来粗线条地规范社会；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用来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底层利益通过暗渠道向上流动。于是，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杯子社会”——透明的玻璃杯装水，里面则暗流涌动，热水向上升，冷水向下走。

汉武帝确实有雄才大略，如果他和秦始皇调换一下位置，那么他也能统一中国。但那场对匈战争的危害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是“天下萧然，财力耗尽”。其实，仅从军事上来说，汉武帝到底打没打赢匈奴还有争论，《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点倒是赞成的，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这场汉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把淳朴的中国社会变成了尔虞我诈的圈子，孟德斯鸠在其大作《棍棒统治下的专制帝国》中说过：“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是许可的。”他又说：“向中国人买东西的每个人都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这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1）

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晋帝国是整个上层都腐化透顶，骄奢淫逸和清谈虚伪成了帝国的唯一特征，它从一开始就臭了。

前秦倒像个男人，可惜志大才疏

与晋帝国隔江对峙的前秦倒是颇有可能统一中国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