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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是尚书省的附属机关,但它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一、国子监,隶属礼部,即国立京师大学,设六个学系:国子学系、太学系、四门学系、律学系、算学系、书学系,每学系有若干教授(博士)。二、将作监,隶属工部,负责政府重大土木建设工程。三、军器监,隶属兵部,就是兵工厂。四、都水监,也隶属工部,负责水利建设工程。
最后,我们叙述行政中枢,即甲级机构的“三省”;尚书、中书二省,是三世纪曹魏帝国的旧制,不过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权力,更为扩大,实质上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们的职掌在下表中已加说明。六世纪北魏帝国和南梁帝国时,又在这二省之外增加门下省——因它设在宫门之下而得名。于是中央政府遂成为三省,具有下列的编制:
三省职权的划分: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普通情形下,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由中书舍人(中书省专门委员)先用书面写出各人的意见,送呈中书令,征求同意,然后提出会议,由会议作成决定,奏报皇帝。皇帝批准后,再交中书省,用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在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时,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而给事中且有把诏书退回(封敕)的特权。如果门下省没有异议,则副署之后,即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整个帝国政令,在这种方式下运转。
三省职掌的划分,十分有趣,却也十分无聊,它只不过是皇权一权的琐碎分配、实质上中书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书室,门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友室。看它们的官属,无论官称和职务,几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强用“左”、“右”予以区分。只有尚书省有其存在价值,但没有像国会之类或像罗马元老院之类会议性质的制衡机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少人权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农民暴动或民变政变,因缺少这两大思想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始终无法产生代议政治或其他任何种类的民意机构。
三省首长是当然宰相,但因李世民大帝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缘故,大臣们不便于再称这个官号,尚书省遂一直由副首长尚书仆射(执行长)代理首长,成为当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员——大多是中书、门下二省副首长(侍郎)或六部首长(尚书),皇帝命他“参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时,同样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额,总在三人以上,而以声望最高的一人为首相,不过并没有首相名义,他只有影响力,而没有法定权力。诸宰相除了定期会议外,还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进餐,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会商国事。
唐王朝的学校制度和考试制度,影响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
学校的设立是中国古老的传统,但大分裂时代中,各独立王国因军费不足,往往停顿。上世纪(六)国家统一,学校教育也随之复兴。唐政府带给人民安定,学校教育更趋发达。各州有州立学校(州学),各县有县立学校(县学)。首都长安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一是前述的隶属于尚书省礼部的“国子监”,即国立京师大学。二是隶属于门下省的“弘文馆”,即政府主办的普通贵族大学。三是隶属于皇太子宫的“崇文馆”,即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后二校学生限定必须具备某种资格,如皇族近亲、皇后或皇太后近亲,或宰相的儿子,一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儿子,才能入学。只有国子监大学,低级官员的儿子或平民出身的学生,才可以就读。李世民大帝在位时,常常去国子监视察,使学校教育更受到重视,当时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东方高句丽王国、新罗王国、百济王国、渤海王国、日本帝国;西方高昌王国。后来还有吐蕃王国以及南方南诏王国,都有大批留学生前来受课,成为世界上最可观的高等学府。
学校所用教科书,当然限于儒家学派的《五经》。因为对《五经》的解释,各学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国子监大学校长(国子祭酒)孔颖达,组织一个委员会,对《五经》的解释,重新确定,出版《五经正义》,共有下列九书——因之世俗有时也索性称之为“九经’:
经过唐政府的核定颁布,这九本书遂成为学校的标准本教科书,无论研读或考试,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经》时,都以此《正义本》为标准。这是一个统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被缩小。学生们在学校研究《九经》,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经,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学校教育的发达,促使科举制度的发达。上世纪(六)隋王朝统一全国后,对门第世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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