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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3年，我在辽宁工作时，才和三姐相约，一起去郑州看望了父亲。父亲那年九十四岁，见我和三姐一块儿到他跟前，高兴得很，天天跟我们聊天儿，说这说那，问长问短，一点儿也不糊涂。他只是腿脚不好了，出去玩儿时不下车。车开进公园里面，他坐着汽车逛公园。朱氏婶在我们去之前，早早就开始给我们准备好吃的。我们去了后，她特意请人来帮她做饭。各种各样的菜以外，她重点给我们做新蔡老家的各色饮食，卤面、油饺子、糖糕、油疙瘩、麻叶儿等等，一天一个样。我们顿顿吃饭都能想起小时候。父亲的邻居张轸、王毅斋老先生，知道我们来了，也来父亲这里串门聊天儿。我说起幼年我在开封念书时，一次因为起床晚，要迟到了，就不愿去学校，父亲说我，我就哭。正好王毅斋先生来找我父亲，见状他说：“不哭了，我送你去。”就拉着我的小手，把我送到了学校。王毅斋先生大笑，说他也记得。张轸先生是我从小仰慕的将军，他看见我和三姐，笑说“长大了”。聊天中，他说他会按摩，说着说着来了兴致，就给我父亲揉上了。我和三姐还去张轸先生家拜望过他。河南省*部的领导听说我们去了，就请父亲、朱婶、三姐和我去吃饭。但朱婶不去，她哪儿都不爱露面，只管在家中照顾好我父亲。

红卫兵走后，老人问：“是不是政变了？”（1）

最后，父亲赶上了“*”。这次，他完全看不懂了。

一天，父亲居住的省政协院中小院儿里，忽然冲进来一群红卫兵，喊着叫着，把他和住在这里的其他三位政协老人从家里揪出来，批斗了一通，然后命令他们搬出政协院去。那天，已经九十七岁的父亲左看右看没明白。红卫兵走后，他问身边跟随他多年的老彭：“是不是政变了？”老彭不知说什么好。以父亲多年对共产党的态度，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斗争对象。他不知道“继续革命”之类的，所以，除了“政变”，他对眼前的乱局不可能有其他理解。

因为我父亲年纪太大，后来没把他从政协小院轰出去。但陆续地，张轸、王毅斋、侯连瀛都被轰出去了，原本四家的小院，只剩了父亲一家。他和朱氏婶二人孤孤零零，终日不出院门。通过书信，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女婿和外孙辈多人都遭到批斗*，甚至被抓捕，心情沉重压抑。生于乱世的父亲，奔波一生，总算看到了天下太平、人人欢喜、国家希望。但是，眼前却又天下大乱、人人自危、国将不国。这让他百思不解，失望叹息。

那时，我在北京，每天都做好了被揪斗的心理准备。因为，只要一开大会，就会“把某某某揪出来”。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揪出来。每次开大会时，大家都搬个小板凳坐到会场。好几次坐下后，我嘱咐身边一直对我很好的同事朱慧媛：“一会儿我要是被揪了，你帮我把这小板凳收起来。”下班回到家里，两个小儿子仰着头，第一句话总是问：“妈妈你今天被揪了吗？”

我不放心年迈老父，可那时又不能去郑州看他，便让我的儿女前去陪伴一段时间。都在上中学的大女儿乔乔和二儿子明明到了郑州，看到街上全是带着柳条帽、拿着大片刀的武斗者，高音喇叭从早到晚哇哩哇啦，都在为毛主席而战，混乱非常。父亲最后的岁月，就是在这样的动荡乱世中度过的。因此他病了。

父亲病重了，我得去看他。那会儿各单位都进驻“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接掌一切权力。本来，军宣队都同意我去看望父亲了，但我们单位有个积极的人汇报说：“任均的父亲问题那么严重，还能批准她去看？”军宣队就不让我去看父亲了，说什么都不批。我只好让乔乔再往郑州。乔乔到了外祖父家，没找见人。她打听问路到了医院。父亲见到乔乔，第一句话是：“你妈妈怎么不来？”

我是父亲最小的女儿，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他知道，他的小女儿，他自己当年亲自送到延安的六女，那时也失去了自由。连女儿都见不到——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最难受的事。继母后来告诉我，一百岁的父亲临终前多次叫我：“六妮儿，六妮儿……”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