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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的军务中，父亲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亲自送我去延安。

抗战开始后不久，我参加了二姐组织的妇女救护队。那时我十七岁。地方上拿我做宣传，说任举人最小的女儿都要上前线，结果一下儿号召了十几个人参加救护队。二姐带着我们去了郑州，帮着护理伤兵。当时郑州的报纸上又发消息，说任举人的两个女公子参加抗日救护队如何如何。时间不长，救护队解散后，二姐辗转山西，去了延安。

向毛泽东请教游击战术的“国军”老兵（3）

当时，我因为喜欢唱歌演戏，被一位叫古振坤的女同乡拉着，参加了东北军130师的阵中剧团。半年多的时间里，曾随剧团在河南、湖北的几个县城演出抗日剧目。有一个姓谭的女孩也在这剧团里，跟我要好，整天跟着我，什么都随我。这之间，我曾两次回家看望父母。父母从驻地贾宋镇回家来跟我团聚，也带我到贾宋镇军中住过。那时二姐已从延安来信，说维世也在那儿，让我也去那儿。父亲和母亲跟我说：“有机会你也去延安吧，跟你二姐到一起去。”这样，我就打定主意，早晚要去延安。

1938年夏，这个剧团到汉口，因日军进逼武汉，又要开往湖南。我想来想去，不能跟着去。我要去的地方是延安。湖南离延安，那得多远呀！当时我知道，130师在陕西周至县有个新兵训练处，需要人去工作，我就要求不去湖南，而去陕西。那时大家的行李已经装上了船，我不管剧团的人怎么说，坚决把行李从船上搬了下来。那个姓谭的女孩并不知道我这些心思，只是见我不去湖南，她也就把行李搬了下来。我们俩便被调到周至县，一块儿教新兵唱歌。

秋天，我接到父亲的信，说母亲去世了。我想不到自己会突然没有了母亲，晴天霹雳一般，悲痛非常，马上给父亲写信说我要回家。父亲来信说兵荒马乱，让我不要回去，他不久要前往陕西，秘密送我去延安。母亲是1938年8月在军中病重的。父亲陪她从贾宋镇13军后方留守处驻地返回新蔡。8月底，母亲病逝。父亲记1938年：“八月携内子由镇平返县，八月底内子病故。”母亲去世，我没能膝下尽孝，非常伤心，哭泣不止；能去延安，又有些激动，二姐和维世在那里，那将是全新的生活。

到冬天，父亲让我去西安跟他会合，转道去延安。我劝姓谭的女孩跟我一块儿去。但她耳朵里听到的，尽是说共产党的坏话，不敢去。我就跟她分手了。在西安找到父亲后，先住了几天。他来西安出差公干，可以略拖延时日，秘密去趟延安。在西安，去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事宜，都是父亲跑的，没让我去。我只记得有人曾请父亲吃羊肉，我也跟着吃，结果我吐得一塌糊涂。

父亲联系好后，12月的一天，我们坐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敞篷卡车出发了。那是两辆卡车，我们几十个人，都坐满了。那时道路非常难走，又是冬天，下雪路滑，敞篷很冷。头一天，我们只开到三原，住进县城一个旅馆。我跟父亲说想吃炒面，父亲说：“你看你，想吃这想吃那的。到了延安你可不能想了。延安艰苦呀，你得准备着吃苦。”他说：“范仲淹也在延安吃过苦。你去吃了苦，就明白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理了。”

这个旅馆同时住着一些国民党伤兵。有的伤兵故意来回路过我和父亲住的房间，路过一趟，就掀开帘子往里看一看。过一会儿，又来掀，没完。父亲烦了。一个伤兵又探头时，父亲问他：“你看什么？”那伤兵说：“我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你管得着吗？”父亲说他两句，他就要打，吵了起来。我在旁边也嚷：“我还教你们唱歌呢，怎么这么不讲理！”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去延安的人都过来，给劝开了。大家看国民党伤兵太不讲理，就把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旅馆。那之后，我们坐在敞篷车里，在满目苍凉的冬季黄土高原上，顶着寒风，坑坑洼洼地走了五六天。

到了延安，因为父亲属于*人士，我就随他住进*部招待所。我二姐和她的女儿孙维世都在延安，马上过来相聚。我母亲去世，大家都很难过，在胳膊上戴上黑纱。在延安重聚，大家又都高兴。我虽是维世的姨母，但她和我年龄相仿，从小就在一起玩耍念书。维世建议我，不用像别的人那样先上抗大，而是直接去考鲁艺戏剧系，学话剧，我便去了。几天后来通知，说我被录取了。话剧是新生事物，是引领时代风气之先的艺术种类，我学这个，父亲也很高兴。

在延安时，农历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部招待所的窑洞里，设宴请我父亲吃饭，我二姐、维世和我，一家子都被叫去了。开始时，毛主席在致词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