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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任 均

2004年的清明节，老伴王一达去世近一年时，我在为他的文集写的序里说：“一达可以心安了。但我还有事情要做。一达和我还曾经约定，把我们这几十年相识的人、经历的事，记录下来，也许对后人有用。我已耄耋，这是我最大的事情。”

我曾跟一达说，想写下我父亲的一生。因为在我眼里，父亲任芝铭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我觉得他很传奇。“*”中，一百岁的父亲在临终前，不断呼唤我的名字，想见到我。我却被“军宣队”管制着，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每念及此，我都万分难过。

对自己的父亲，我记得很多。父亲自己和母亲、姐姐们，也给我讲过很多。我还存有很多父亲手书信件等史料。而且，一达两次陪我回河南新蔡老家，找到与我父亲相交数十年、一起走过抗战和内战年代的王灵轩、王鹏、任馨寰等许多老人，和许多亲戚，谈了很多，并开了几次座谈会，积累了相当资料。我们还联系到以前新蔡地下党负责人李广涛等老同志，知道了父亲的更多事情。我和一达曾写了篇父亲的传略，之后继续积累，意图厚积薄发。

为写父亲做准备时，我常想起我的姐姐和姐夫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姐姐的关爱，家人的温情，逝者的宁静，生者的亲情，都使我念念于心。家人们为国为民，做了许多事情，有些甚至很不平凡。然而，在“*”中，全家人多受冤屈，甚至冤死。人死后，还被贴抹涂鸦、不得安宁。每想到这些，我都心痛泪流。所以，一些家人往事，我也想写。

一达觉得，家人的故事，贯串了我的一生。同时，还有其他许多记忆深刻的人和事。自抗战初父亲把我送到延安，我和一达共同走过了六十多年。在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我们和周围许多人一起，经历了艰苦生活、胜利喜悦，也经历了政治运动、人事变迁。现在，大部分朋友陆续故去了，大多数故事也不为人知了。但那许许多多事情，有的能显出人格品德，很有些道义真情；有的能翻出历史真相，可作为前车之鉴。这些事情，为了孩子，也不能不写。

可是一达先走了。这本书还没动笔，他就一觉睡去，再没醒来。一达带走了他所有的记忆，留给了我一张白纸。

但是有一天，我忽然有悟：现在，才真的可以写这本书了。因为一达给我腾出了时间，我不用再为他的衣食起居，费心尽力了。于是，我从自己出生的家庭开始，把对父母、对青少年时候家庭的一些记忆，把对朋友真情的一些记忆，写在纸上。那些留了几十年、近百年的信件和照片，能勾起我更真切的思念。可这只是一个人的记忆了。

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我对孩子们讲了，他们都支持和帮助我。2005年，二儿子克明开始帮我整理口述录音。他的提问，一次次帮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几年间，在我口述的范围内，他帮我梳理研究史实，建立篇章结构，反复取舍修改。最后他完全放下自己的事情，用六个月时间，完成了这二十多万字的写作。

在我九十周岁的时候，孩子帮助我完成了最大的心愿，真使我高兴！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我对孩子反复说过，我的第一标准、第一要求，只有四个字：实事求是。即，说我所知，写我所知，有一说一，真实诚实。这一点，孩子听话，做到了。

人到九十，自然而然，浮华若烟云，心静如止水，故人在故地，往事俱往矣。但是，也许所有的往事，对后人都有用。

我还想说，《我这九十年》只是一本个人的记忆，原来是想留给孩子们的。

201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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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宗 璞

任均老人是我母亲的幼妹，我的六姨。她的年纪和大姨相差近三十岁，和她的甥辈我的长姊冯钟琏、表姐孙维世相仿。父母亲去世以后，亲友渐疏，有三家老亲仍时常来往，给我关心和支持。照我的称呼他们是七姑、七姑父（冯■兰、张岱年），六姨、六姨父（任均、王一达），三姐、又之兄（冯钟芸、任继愈）。本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他们陆续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六姨一人，她现在是唯一比我年长的长辈。每个人的离开仿佛都带走了一条连接历史的线索，关闭了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六姨健在，自然应该写下她的记忆，何况她的记忆是那样不平凡。

外祖父任芝铭公是清末举人、老同盟会员，为辛亥革命出力甚多。晚年思想进步，倾向延安，他的思想从不停滞，能够清醒地对待现实。“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