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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慈禧太后召见荣禄。　据当时担任兵部司官的陈夔龙回忆，28日清晨，御前大臣庆亲王奕特在家中密嘱他和工部司官铁良代表其参与审讯，同办案官员商量设法解脱杨锐、刘光第。这说明连庆王都未闻政变之说，而且已接到一些方面的营救请求，开始做疏通工作。假若此时听说谋害太后的“大逆案”，他是决不会插手营救的。

阅世空有后死身（6）

约９时，陈、铁出庆王府。旋闻早晨某京堂封奏，请勿庸审讯，即由军机大臣刚毅传谕刑部，将谭嗣同等六人一体绑赴菜市口正法。被杀者，史称“戊戌六君子”。人们相信，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是告了密的。即便政变不因告密而起，但21日他在天津，还是把有关情况泄露给了荣禄。问题在于，他回到天津时，尚不知道太后会在次日重新训政。根据常识，训政之后的告密，在太后看来，虽然也属揭发，但更是大势所趋下的“坦白”。坦白固然欢迎，未必会被认同，反而会归入“脚踩两只船”、“首鼠两端”的另册。袁世凯日后的境遇是受到信任和提拔，则他的告密应当在训政之前。比如袁世凯戊戌日记里就没有交代他19日的动向，而这也正是他获悉了康有为政变计划后的第一个白天，他去见过什么人呢？有人判断袁在20日回津之后即向荣禄汇报，22日通过杨崇伊将消息从天津带回北京，23日告知慈禧太后，但这种推论没有史料支持，而在24日捕拿###人物时，也没有将谭嗣同特别列出，谭在抓人谕旨中的排名，位居四章京第三，不过是作为###人物同案被捕而已。难道这个告密直到27日才由荣禄当面报告太后吗？这似乎能解释迟至29日，上谕中出现了康有为“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名，但没有细节，也没有涉及到谭嗣同。近百年来，人们翻遍了故宫档案，迄今没有找到一件关于此案的人证物证，因此也就无法真正回答袁世凯何以得到宠信的缘由。或说在政变后的某天，消息才传到北京，京津道上，往来之人固然很多，与太后取得联系的中转渠道，可能会是庆王，但我从常识推测，假如庆王听说了围园劫后的“大逆案”，又岂能分清谁是真正的参与者，28日他敢布置人开脱杨锐、刘光第？

其实杨锐是张之洞的人，而非康党人物。他在入值后的私信中说：　“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而康梁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每日条陈，争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万不可行之事。兄拟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即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抽身而退，此地实难久居”，就是一个证明。而张之洞在听说杨锐被捕后，致电正在北京的湖北按察使瞿廷韶，要他请军机大臣王文韶、裕禄出面营救，指出杨与康党无涉，是另一个证明。杨锐死后，盛昱作《杜鹃行哀杨生也》。诗中有“翻云覆雨骤雷霆，竟与逆人同日死”；“茂陵遗稿分明在，异论篇篇血泪痕”之句，说的都是当时熟悉内情的士大夫的看法。这些旁证，使我产生一个疑团：光绪的密诏为何在他手中从15日压到18日？这期间，杨锐是否对皇帝密诏提出的问题已有建言，比如赶走康有为换取太后的谅解，所以他要看一下皇帝的态度，直至见到17日的明发上谕，他才把诏书抄给林旭。同时，他似乎也应当对朝中大臣有所沟通和作出铺垫。让大老们确定他与康党的区别。他有没有向谁泄露过这封密诏？此类猜测还可以提出许多。经过百多年来历史学家的细致考证，戊戌政变的种种细节，有的开始澄清，有的依然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这正是历史研究永远吸引后人的原因，所以我们还可以一代又一代地继续探究事实真相。当然，有些真相恐怕是永远也无法搞清楚了。北半截胡同的北口外，是著名的菜市口，清朝著名的行刑地。那天我出了浏阳会馆后，在菜市口流连了许久。菜市口地处宣南的交通要冲，当年就很热闹。史书记载菜市口刑场　“东至铁门（胡同）南口外起，西至丞相胡同北口外止，每逢秋后朝审，在京处决犯人众多时，由东向西排列。刽子手亦由东向西顺序斩决”。这是一种严酷的治术。而那时的居民，并不因为挨近刑场而感到晦气，大家都愿意观赏杀头的红差。这又是什么样的心理？在中国近代史的浩瀚人物中，谭嗣同是我景仰的英雄。他是在这里死的。谭嗣同一直被认为是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也是个亦儒亦侠的传奇人物。但从前些年发现的毕永年日记《诡谋直纪》中，我们获知谭嗣同其实并不支持康氏搞政变的那套想入非非、一厢情愿的思路。而最令人感动的是，当局势恶化之后，康有为走避了，梁启超走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