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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旋有御史端良上奏弹劾，光绪帝表示　“革员张佩纶获咎甚重，乃于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实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接旨后上密折，为张佩纶辩解：

张佩纶曾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直言敢谏蒙皇太后、皇上特达之知。擢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并非捐纳杂流毫无行检者比。马江之役，以船旧兵单为法所乘，获咎遣戍军台，人犹谅之。是年臣适入觐京师，召见时蒙皇太后垂问，臣即以张佩纶经此挫折，阅历益深，人才难得，若竟废弃终身，殊属可惜等语奏对，瞻仰慈颜，似尚不以臣言为谬。其时臣未与缔姻，无所用其袒护也。及该已革学士释戍言旋，……臣察其意气已平，学养益粹，留署深谈，乃始妻以臣女。夫人无贵贱贤愚，孰不爱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难求一快婿？即张佩纶尚为学士，年齿相悬，申以婚姻，已不谐以俗见，况系军台释放回之废员，使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爱女而畀之品行有亏之人？　此臣区区怜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于朝廷，下质于天下后世者也。若如端良所云，先以夤缘，继以姻戚，则臣虽衰朽之余，不应不近人情老悖至此。

又说张佩纶虽住在直隶总督衙门，却从不干预政事：

张佩纶在臣处杜门谢客，外人罕见其面。近日宦途拥挤，或因其与臣至戚，干求奔竞，踵门投书，张佩纶崖岸过峻，一概拒绝。……　至其常在署中，亲戚往来本属无干例禁。臣忧深责重，以张佩纶持论虽多偏激，心地极为忠诚，遇有疑难之事，间亦与之商榷，而张佩纶犹拘执姻嫌，竟至畏首畏尾，不赞一辞。臣心颇怪之，尝告以胡林翼之于陶澍、沈葆桢之于林则徐，均以女婿在署襄办公事，未闻有所避忌。汝曾任大员，留心时事，岂宜一蹶之后，遂于军国要务漠不关怀，未免忧谗畏讥，太形偏隘。而张佩纶操心虑患，矢志不回。近年以来，臣亦听其匿迹销声，不复与谈世事矣。

李鸿章还说张佩纶现已病痊回里，无待驱逐。惟张是直隶人，凡在直隶境内，无不可以寄居，能否仍让他住在天津？然而此时已是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自己的处境也如同张佩纶当年经历了马江之败，完全成为众矢之的，所以光绪帝断不同意。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　“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此处“伯鸾”是著名成语　“举案齐眉”故事中的梁鸿，他是东汉初年的高士，隐居乡间，为人舂米谋生。“元节”是谭嗣同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一句中提到的张俭，《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两个典故都是张佩纶述说自己的落魄。清流时代的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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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淮戚（5）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遭到舆论的一致唾骂，张佩纶也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五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从前的朋友，来往得不多。昔日的恩师李鸿藻在北京向李鸿章抱怨：“蒉斋不来一信，与我绝交！”李鸿章向他笑笑，却不忘记把这个细节写信告诉女婿。

张佩纶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夫妇俩写过一本食谱，还合著过武侠小说。柴小梵《梵天庐丛录》中说，张佩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