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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每年寥寥无几的凭吊者，竟然多数是日本忏悔谢罪的代表团，国人早已把它遗忘。逝者如斯，我们的青年一代还能记得这段血泪历史吗？

父亲是在天亮前爬回工棚的，一个早起撒尿的工友发现了趴在门口浑身冰凉的他，吓了一跳，急忙把父亲抱进屋。在工友们的掩护下，父亲躲过了日本把头多次搜查，四十多天后，他浑身上下褪了一层皮，头发眉毛全部掉光，硬是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这场大病促使父亲暗暗下定了逃跑的决心。

1940年腊月的一天，7位来自山东的穷哥们躲在后山僻静处撮土焚香，滴血为盟，磕头结拜，对天发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是关内人，死是关内鬼，拚死也要逃出这座阎王殿，只要有一个活着回到老家，就要为7家老人养老送终。父亲在7人之中年龄最小，东北人昵称老疙瘩，但因为平时会说话、点子多，反而被6位大哥一致推为逃亡行动的总指挥。时隔不久，父亲便不动声色地开始了有计划的准备工作。

矿务局有个日本小把头名叫山本，年纪和父亲差不多大，个头不高，练过柔道，没事就喜欢找中国劳工摔跤，劳工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谁也不敢和他较真摔，每次都是比划几个回合就假装摔倒，起初小山本赢了之后就会兴奋得挥舞着双臂呀呀乱叫，但是时间久了，连他自己也看出别人是有意让他，于是觉得受到污辱，气得直骂八嘎呀路。有一次他找父亲摔跤，被父亲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地连摔了他三个狗啃屎，一旁围观的劳工都捏了一把汗；以为父亲这次肯定要遭殃；没想到山本爬起来，不但不生气，反而高兴地拍着父亲的肩膀说：“你的，大大的够朋友，他们的狡猾，良心坏了坏了的。”

一来二去，山本和父亲交上朋友，父亲摸透了山本的脾气，你要是总让着他；他会瞧不起你，时间长了便不再对你感兴趣，可你要是回回赢他，他面子上又过不去，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恼羞成怒。所以父亲的策略是赢他几次再让他一次，始终吊着山本的胃口，使他经常不断地保持找父亲玩耍的兴趣。要说山本对父亲也真够朋友，为了让父亲陪他玩，经常让他提前上井，甚至还教了父亲一些简单的日本话，最后干脆给父亲要了张通行证。有了这张通行证，父亲暗中探测好了矿区内的逃跑线路和鬼子换岗时间。

父亲他们是在接近年关的时候实施逃亡计划的。

那天深夜，北风呼啸，雪花纷飞，气温骤降，天地寒冷得似乎凝固成了一个冰坨。日本狼狗队和督察队都没有出来巡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7位山东劳工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了戒备森严的矿山，并且冒着零下40度随时可能冻僵危险，踩着齐腰深的大雪在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了牡丹江。为了躲避日本军警的搜捕。他们又强忍着饥寒在牡丹江火车站边的公共厕所里冻了半天，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偷偷混上开往哈尔滨的列车，接着又从哈尔滨换车经长春、沈阳、锦州、秦皇岛进入山海关。

大年三十的晚上，父亲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阔别整整一年的故乡。

当父亲蓬头垢面野人般地出现在我奶奶面前时，她老人家先是一楞，然后凭着感觉意识到是朝思暮想的小儿子回来了，就扑通一屁股墩到地上，激动的嚎啕大哭起来。

父亲这六位老实巴交的结拜大哥后来一直在家务农，只有父亲不甘寂寞，几年之后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父亲离职休养从南方回到山东老家定居后，尚活在世上的几位老哥经常坐着小驴车背着地瓜干、玉米面，兴高采烈地到县城来看望我父亲。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虽然地位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可昔日生死相交的兄弟情意未变，每次哥儿几个都是不醉不归。

父亲对我讲，他在密山煤矿患伤寒时，幸亏几位结拜兄弟的细心照料，才没有命丧东北。几位大爷则对我说，当时若不是我父亲见多识广，头脑灵活，领着大伙逃出虎口，哥儿几个肯定都要死在那个鬼地方。

父亲去世时，几位大爷早已故去，但他们的儿女们都闻讯赶来与我一起披麻戴孝昼夜守灵。那哭声惊天动地、情真意切，使我自叹不如，就仿佛死的不是我的亲爹而是他们的亲爹一般。那一刻，我的思绪追踪到了半个世纪那荒凉的北大荒，感受到了父辈们不是手足胜似手足的生死交情。

我后来寻问过父亲，实在想不出来他们是如何通过三道电网，走出莽莽林海和躲过列车搜查的。

父亲得意地说：“过电网时关键是要有胆量。一块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