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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慈，还讲得过去，怎么会是直（真实、坦诚、直率）呢？原来，孔子理解的真实，与我们今天讲的真实不一样。我们今天讲的真实，是科学的真实，事实的真实，物理的真实。孔子讲的，则是道德的真实，情感的真实，心理的真实。孔子认为，一个人亲爱自己的家人，是最真实的。因此，他为亲人隐瞒事实，其心理动机和情感体验也是真实的。这是人性的真实，也是最高的真实。没有这个真实，连人都不是，还说什么其他？这就是孔子的真实想法。毫无疑问，这个想法有一定道理，甚至很有道理（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但也有很多问题。比方说，中国人一事当前，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甚至不惜徇私舞弊，徇情枉法。又比方说，学术观点不同，往往发展为门户之见，甚至人身攻击，就有这种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是后话。

仁爱之心既然植根于亲情，那么，事情也就变得简单好办了。首先，可以对已经遇到麻烦的礼乐制度进行积极的改革。因为所有的道德规范，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都可以解释为爱。君仁，就是君爱臣；臣忠，就是臣爱君；父慈，就是父爱子；子孝，就是子爱父。这样一来，那些繁文缛节就能简化为爱，统一为仁，原本难以维持的礼乐制度说不定就能维持了。第二，子爱父，父爱子，臣爱君，君爱臣，由此及彼，推己及人，就能实现以德治国。因为当时的天下，是“家国一体”的。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在家为孝子，出门就是忠臣。在家为慈父，在国就是仁君。第三，君爱臣，臣也爱君，政权就稳定。父爱子，子也爱父，社会就安定。总之，抓住了“仁”这个根本，就天下太平。

孔子这方案看起来不错，可惜谁都不听他的。诸侯各国，依然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鲁国的大夫，也照样“八佾舞于庭”。孔子连他自己国家的局面，都扭转不了。能够说一说的，也就是自己的学生。比如前面说过的冉有，是理财专家。他当上季康子的大管家（宰）以后，推行田亩税和兵役法的改革（请参看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一年》），就让孔子极为愤怒。据《论语·先进》，孔子认为，“季氏富于周公”已是僭越，岂能再搜刮钱财，富上加富（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于是就对其他学生说，冉求不是我的学生（非吾徒也），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揍他（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冉有他们的改革方案，其实事先是征求过孔子意见的，但是孔子不肯表态，说孔丘不懂这些事（丘不识也）。再三问，孔子还是不说。后来季康子表示：先生是“国老”（退休的国之卿大夫），就等着先生的意见做决定（待子而行），先生为什么不说呢？孔子还是不肯公开答复，只是私下里对冉有说：君子做事，依礼而行（君子之行也，度于礼），那就是施恩力求丰厚，做事必须适中，赋敛尽量微薄（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这就是孔子的意见，可惜季康子不听，冉有好像也没听。

显然，孔子对当时的社会状态，是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他管不了诸侯，管不了大夫，管不了大夫的家臣，甚至管不了自己的学生。所谓“小子鸣鼓而攻之”，恐怕也只是说说而已。孔子真的很无奈。

看来孔子的药方是不灵了。那么，墨子又如何？

三　墨子的药方（1）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是踌躇满志。

中国文化有个传统，叫“上医医国”。墨子，就是以“医国上医”自居的。在《墨子·兼爱上》，作者一开始就亮明了这个身份。墨子说，圣人是干什么的？是专门治理天下的（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怎样才能治理天下？一定得知道天下之乱，乱在哪里，为什么乱，才能治理（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这就好比医生治病（医之攻人之疾者），必须知道病在哪里，为什么会生病，否则就治不了（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同样，要治理社会，也得先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问题。也就是说，得弄清社会的病象、病源、病因、病理。《墨子》一书有《兼爱》上中下三篇，就是讨论这些问题的（下引如不注明，均见于此）。当然，作为“医生”，他不但要做出诊断，还要开出药方。

那么，当时的社会有病吗？

有。而且，在墨子看来，病得还不轻。其具体症状，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国与国相攻（相互战争），家与家相篡（相互掠夺），人与人相贼（相互残害）。国与国之间，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家与家之间，今天你抢我的，明天我抢你的；人与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