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页)

给它们大块的肉吃。

3月5日，巴格达的郑大使由开罗飞到安曼，搂着我连转了好几圈。郑大使不仅给我带来一万美金，还保证一定带我进巴格达。

次日，郑大使、司机老王、陈林、李志国、李卫华和我“六条巴格达汉子”，到安曼检疫所注射了伤寒和鼠疫疫苗，左臂伤寒右臂霍乱，疼得我两眼冒金星。回到使馆就发低烧，由于两种疫苗同时作用，一会就升到三十八度二，我午饭也没吃，回到分社就蒙头大睡。

傍晚，轮班做饭的阿文记者老杨趴在我耳边，轻声喊：“老鸭”。我迷迷糊糊坐起来，问他是否是又来了“飞毛腿”。老杨说约旦章大使向伊拉克郑大使称赞我烙的饼好，说今天晚饭吃炒饼，可我昨天做的饼剩得不多了。由于只有我一个会做饼，故只有不好意思了。

我双手撑床坐了起来，可两臂疼得穿不上衣服。老杨哆哩哆嗦地帮我伸袖子，不知是冷还是疼，弄得我眼泪都出来了。疼得我直想我妈。老杨看我顶不住，只得一个人先走了。

我找出车钥匙，一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车库，发动了白奔驰，摇摇晃晃往使馆开。可两眼发黑双手松软，我只好挂着一档往前蹭，气得跟在我后面的汽车一个劲按喇叭。

黑背和它儿子已经在使馆门口等我，两个站出来差不多是足有一人高的大东西一齐向我扑过来以示敬意。

我钻进厨房揉面，四肢无力，犹如死去重生一般。闭着眼睛高一脚、低一脚往来地烙饼，胳膊仿佛是别人的。故意弄疼它一下，又有说不出的快感：似酒醉、似飞机着陆、似汽车撞车、似与姑娘接吻，麻丝丝地疼，疼得没了知觉。

直烙到第七个，郑大使的司机王师傅进来了，我可盼来了救星。我说：“王师傅，您慢慢烙吧。”一个人开白奔驰回分社接着睡。半夜，老杨给我送来了黄瓜、西红柿。我说免了吧。掉头又睡。一夜连做怪梦。

次日中午方清醒些，起来吃饭，傍晚与老陈去安曼机场，等欧共体三外长来访，可等到晚上10点半还没有。老陈说“咱们回吧”。说着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疼得我直哆嗦，话也说不清了，上下牙直打战，眼冒金星。我说，今夜星光灿烂。

半个月下来，我做饭技艺大长，黑背和它儿子也肥了不少。我自己体重增长了五公斤，两位大使都说我比刚从开罗来的时候壮多了。

3月14日，我们重返巴格达的前夜，巴格达郑大使揪住我的摄影背心：“鸭子，明天我就带你回巴格达了。可你哪也不象个外交官，倒象个马戏团的。”我拦住约旦章大使：“章大使把您的洋服换给我得了，我愿出一条共和国卫队腰带。”章大使是个极严厉的老头，在使馆的人全怕他。可他就是爱听我讲故事，还老笑话我：“唐小鸭不敢吃鱼怕扎刺，长不大，乳臭未干！”我质问：“那你还爱听我讲故事。”他说：“我喜欢你这孩子。”

二十四、我和河野

91年7月底，我从河南灾区回到北京，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北京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的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不是还完整无损，念念不忘海湾战争期间我前胸后背的五星红旗。我弄不清是谁编造了我已不在人世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日本摄影记者，递给他一张我的唐老鸭名片时，他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上北大时的校友，我念国际政治系，他念中文系。89年夏河野曾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亚运会时他又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河野和我在巴格达拉希德饭店门厅里再度相会。当时他身穿一套笔挺的西装，我着一件土色摄影背心，前胸后背各缝了一面五星红旗，让他羡慕得不行。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巴格达的政府机关、商店、银行、医院、加油站、煤气站、机场、车站、立交桥、重要路口、集市、广场一律不准拍照。荷枪实弹平端AK—47步枪的士兵，遍地都是。头顶上是编队巡逻的UH—1“北美驯鹿”武装直升机。如果没有伊拉克新闻官员陪同，你干脆别背相机上街，且不说军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你就对付不了。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我说这全是新华社我老板的主意，如果战争打完你我还勉强活着，我一定也送你一面这样的新旗，不过我老板绝不会在你后背上绘上新华社。河野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患难与共。”